■陈恒无论什么主题的历史研究、什么题裁的历史表现、什么风格的历史叙事,其终极价值都指向“通史”书写。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使命,历史学就是要进行整体把握,把过往事件理解为一个统一过程;通史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文明观与世界观,它以延续传统、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民众的言谈举止。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史到启蒙时代的哲学世界史,通史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得到彰显。就近代史学实践而言,从兰克到斯宾格勒,从威尔斯到汤因比,从伏尔泰到布罗代尔,从鲁滨逊到麦克尼尔等人,他们为世人所记,就在于他们的通史流传恒久。书写通史需要睿智的心灵,反过来也成为人类心灵的启迪。正如巴克尔所说:“人类真正的历史,是那些由心灵所感知的趋势的历史,而不是由感官所察觉的事件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天生具有把握这种通史的学术气质。记得20世纪80年代,由复旦历史系诸公策划推动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两套丛书风靡大江南北,对学术界影响至深。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堪称奇才,是既能撰写本国通史又能书写世界通史的大先生,这两部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