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智良1921年7月23日晚，13位平均年龄28岁的中国人在上海树德里的客厅里开会，宣布了中共“一大”开幕，中国共产党正式诞生。信仰是一种伟大的情感，是一种创造力。革命的征程中充满血与火，在“一大”前入党的58名党员中，有23位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同时因为有信仰，不断地有青年人前赴后继，加入革命队伍。1927年6月26日，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遭国民党军警逮捕。敌人为了得到上海中共党组织的秘密，对陈延年用尽酷刑，将他折磨得体无完肤。但陈延年以钢铁般的意志，严守党的机密，宁死不屈，最后英勇牺牲。一年后，陈延年的弟弟——中共江苏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走向枫林桥刑场，他乐观地说：“让子孙后代享受前人披荆斩棘的幸福吧！”难友们问他，对党对家庭有何遗言。他回答说：“对家庭毫无牵挂，对党的尽力营救，表示衷心感谢。”俞秀松离开浙江诸暨老家走上革命道路时，发誓一定要让天下的讨饭佬都有饭吃才回家。他后来担任新疆学院（今新疆大学）院长，在新生入学典礼上，亲自讲授《树立革命人生观》课程，强调革命的重要性，鼓励学生将革命放在首位，树立远大理想，并具备坚定的革命意志。信仰，是心存信念，是一种自我价值的认可，甚至是

明·董其昌《小景八幅册》之《秋山黄叶写所见》 上海博物馆藏元·陈椿《熬波图咏》之“上卤煎盐”，《钦定四库全书》本张剑光上海是一座现代化大都市，也是具有数千年历史文化积淀的地区。近日，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张剑光在上海通志馆·上海滩大讲堂介绍上海地区历史文献的编撰与刊行情况，尤其讲述了方志之外的本地文人著述及其价值。从宋代开始，上海地区拥有了自己的历史文献今天人们讲得比较多的是近现代的上海史，经常会说再往前，上海就是个小渔村，其实不尽然，上海在过去也有相当的发展。从史前考古来看，上海地区最早的文化是马家浜文化，此后是青浦的崧泽文化、分布于今上海西南地区的良渚文化及马桥文化。至先秦时代，上海成陆的地区还不是太多。战国时期楚国的春申君黄歇（？—前238）留下不少传说。今天上海的很多地名都和春申君有关系，如黄渡、黄浦江、春申江、春申路。上海文化的主体是吴文化。吴文化的两位老祖宗泰伯、仲雍兄弟，西周时从中原逃到无锡和常熟，带来了当时北方的先进文化。从考古来说，上海的西部地区之前就已经很发达，只是后人写的史书里说是泰伯兄弟俩“俱适荆蛮”“奔荆蛮”“断发文身，祼以为饰”，好像他们来到的地方是不毛之

《求是》杂志2025年第13期发表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文章《团结奋斗是中国人民创造历史伟业的必由之路》。文章指出，“党和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最显著的精神标识”。理解把握团结奋斗的深刻内涵和时代意蕴，对于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人增强历史自觉、把握历史主动，坚定不移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具有重要意义。如何认识团结奋斗作为“精神标识”的深刻内涵？团结奋斗是流淌在中华民族血液里的文化基因，滋养了中华民族的精神家园。几千年来，中华民族在应对内忧外患、推动社会发展的进程中，形成了“万众一心”“和衷共济”的团结奋斗精神。比如，“上下同欲者胜”中团结一致的强大力量、“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中同舟共济的传统美德、“天下为公，兼容并蓄”中和平发展的宏阔视野。百余年来，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团结奋斗的结果。无论是革命战争年代的浴血奋战、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艰苦创业，还是改革开放以来的开拓创新，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以来的砥砺奋进，党始终依靠人民、团结人民、共同奋斗，以“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跨越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创造了一个又一

日前，在一个全国性的教育论坛上，有知名学者谈到，他几次参加教育类论坛和学术奖项评选，发现很多教育界学者研究的理论问题类似，重复研究多且不够深入，跟风热点研究多，但对于基础教育领域一些重要的难题关注却很不够。在人工智能对教育正产生颠覆性影响的当下，事关国计民生的基础教育其实需要更多深入的研究，尤其需要教育研究者和基础教育工作者共同构建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知识传播方式的变化带来新的机遇伴随着全球化和本土化的交织，教育研究领域话语体系的自主程度，直接映照出一个国家的教育自信与文化自觉。在从“教育大国”向“教育强国”迈进的征程中，我们必须用自己的概念体系解释教育现象、用自己的理论框架解决教育问题，从而为人类教育文明贡献独特的东方智慧。不久前，中国人民大学教授刘永谋提出了“全球知识流动‘渗透压’正在消失”的论断，这也意味着长期以来，一些发达国家在教育研究领域的优势正逐渐消失，在AI技术重塑全球知识生产与传播格局的当下，为我们构建教育学自主话语体系带来了机遇。AI带来的不仅是教学工具的革新，更是知识权力结构的重构。当知识获取的门槛大幅降低，当学术理论的传播实现零时差，这种知识流动的即时性便消解了话

■陈恒无论什么主题的历史研究、什么题裁的历史表现、什么风格的历史叙事，其终极价值都指向“通史”书写。这是因为，作为一种使命，历史学就是要进行整体把握，把过往事件理解为一个统一过程；通史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文明观与世界观，它以延续传统、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民众的言谈举止。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史到启蒙时代的哲学世界史，通史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得到彰显。就近代史学实践而言，从兰克到斯宾格勒，从威尔斯到汤因比，从伏尔泰到布罗代尔，从鲁滨逊到麦克尼尔等人，他们为世人所记，就在于他们的通史流传恒久。书写通史需要睿智的心灵，反过来也成为人类心灵的启迪。正如巴克尔所说：“人类真正的历史，是那些由心灵所感知的趋势的历史，而不是由感官所察觉的事件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天生具有把握这种通史的学术气质。记得20世纪80年代，由复旦历史系诸公策划推动的“中国文化史丛书”“世界文化丛书”，两套丛书风靡大江南北，对学术界影响至深。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堪称奇才，是既能撰写本国通史又能书写世界通史的大先生，这两部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

作者：郑炀（上海师范大学影视传媒学院副教授）在中国当代电影的语境中，但凡在创作上触及民族创伤和历史记忆，就不得不在两种任务之间小心翼翼地进行平衡：一方面，它必须承担历史记忆的守护者角色，唤起观众对于民族过往的再认与铭记；另一方面，它又必须作为电影文本自立，在叙事逻辑、人物塑造与美学选择等层面经得起检验。近期上映并引起广泛讨论的《731》恰恰将这两种任务集中在了一部作品之中。影片在激起观众真实情感共鸣的同时，也迅速催生了接受层面的舆论分野。其争论焦点主要循着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围绕文本对历史的忠实度考量，二是关于其艺术形式的自洽性与美学表达有效性的诘问。这两种观众反应，恰印证了重大历史题材的影像表达，本质上并非单纯的艺术评判问题，而是一个交织了历史观、伦理尺度与美学选择的复杂场域。与1988年的《黑太阳731》相比，虽然在内容上有诸多相似之处，但《731》在表现策略上发生了显著转向。前者以残酷直白的视觉再现，令观众在震惊与愤怒中直面暴行的残忍；后者则选择了收敛血腥奇观的道路，将叙事焦点置于小人物王永章的个体成长之上，借此以“人”的觉醒来承载这段惨痛历史记忆的厚重。这样的转向，固然体现了创作

无论什么主题的历史研究、什么体裁的历史表现、什么风格的历史叙事，其终极价值都指向了“通史”书写。这是因为，一方面，作为一种使命，历史学就是要进行整体把握，把过往事件理解为一个统一过程；另一方面，通史最能表现一个国家、一个时代的道德观、文明观与世界观，它以延续传统，重塑集体记忆的方式，在无形中影响公民的言行举止。从古典时代的城邦史到启蒙时代的哲学世界史，通史的价值与意义始终得到彰显。就近代史学实践而言，从兰克到斯宾格勒，从威尔斯到汤因比，从伏尔泰到布罗代尔，从鲁滨逊到麦克尼尔等人，他们为世人所记，就在于他们的通史流传恒久。书写通史需要睿智的心灵，反过来也成为人类心灵的启迪。正如英国文化史家巴克尔所说：“人类真正的历史，是那些由心灵所感知的趋势的历史，而不是由感官所察觉的事件的历史。”复旦大学历史系，天生具有把握这种通史的学术气质。以一人之力撰写《中国通史》《世界通史》的周谷城先生堪称奇才，是能撰写本国通史，同时亦能书写世界通史的大先生，这两部书都是有分量的学术专著，“在中国学者中恐怕没有第二人”。这在世界史学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复旦历史系所倡导的博学与专深教育。诸多先辈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