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 | 侯文卿 苏智良：陶尔斐斯路56号： 一座建筑的多重生命史

陶尔斐斯路56号平面设计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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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31年，保育员和幼儿在法国公园（今复兴公园）的合影，二排左一、右一、右二分别为毛岸英、毛岸青和毛岸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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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尔斐斯路56号华侨联合会会址

■ 侯文卿 苏智良

        南昌路48号是一幢具有百年历史的小洋楼。民国时期，上海中山学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南京国民政府外交部侨务局、国立音乐院、大同幼稚园、华侨联合会、滨海中学、上海剧院乐剧训练所等在此先后登场。这里既有国共两党人士合作与斗阵的足迹，也留下了现代艺术教育创设的历史，更见证了华侨抗日救亡的爱国情怀。

        1924年，有人向法租界公董局提出申请，希望在陶尔斐斯路56号（今南昌路48号）建造一幢二层建筑，不久后一幢坐北朝南的三开间二层小洋房建成。陶尔斐斯路56号建筑面积440平方米，其外形十分特殊，与周围建筑风格并不相同，但是环境幽静，光线充足。这里曾是国立音乐院以及大同幼稚园的旧址所在，诸多颇为重要的机构，如上海中山学院、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外交部侨务局、华侨联合会等，也曾将此地作为会址。它们共同构成了陶尔斐斯路56号的多重历史镜像。

       国民革命思潮的交汇地

        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人士在陶尔斐斯路56号通力协作，谱写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联合战线的崭新篇章。

        1925年孙中山去世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第三次全体会议上通过了《孙中山先生永久纪念会组织大纲》，规定在各地建立中山学院，纪念孙中山对中国革命的伟大贡献。1926年，许崇智、孙科、伍朝枢、邓泽如、戴季陶、邵元冲等十余人在陶尔斐斯路建立上海中山学院，推选邵元冲为中山学院院长。

        根据1926年1月24日《申报》报道，上海中山学院经过数月筹备，已经准备就绪，将举行招生考试。不久后，中山学院设立招生委员会，负责招考工作。最初中山学院定于2月15日举行招生考试，但由于多数学生无法参与，纷纷请求延缓考试时间，经招生委员会商议，最终决定于2月18日再次举行入学测试，为第一次不能参与考试的学生提供方便。3月15日，法租界陶尔斐斯路中山学院正式举行开学仪式，邵元冲报告了中山学院的创办宗旨即研究孙中山革命思想，并在革命运动中予以实践。上海中山学院招收了来自全国多个省份的学生，其中有蒋经国的堂兄蒋国秉、后来《孙中山先生传》的作者高良佐等。中山学院开学后，邵元冲曾多次邀请各界人士来校讲座，如戴季陶曾在此发表题为《孙中山主义之哲学的基础》的演讲。

        关于中山学院的具体地址，在1926年11月上海特别市党部的通告中指出，陶尔斐斯路56号为“中山学院旧址”，这也表明陶尔斐斯路56号曾作为中山学院教学场所，这也是较早关于陶尔斐斯路56号相关情形的记载。

        由于中山学院缺乏办学经费，不久便被迫解散，陶尔斐斯路56号又成为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开展国民革命的重要场所。1926年1月，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党部在上海大学成立，恽代英作为主席报告筹备经过，会议选举了恽代英、沈雁冰、张廷灏等人为执行委员。上海特别市党部起初在法租界西门路永裕里83、84号（位于今复兴中路自忠路交汇处）办公，由于10月6日众职员聚集讨论万县惨案一事，法捕房认为其有宣传“赤化”嫌疑，因此查抄，同时逮捕职员十余人，其中的林钧、梅电龙（即梅龚彬）、秦邦宪（博古）等人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原址被法租界当局查封后，上海特别市党部便选择迁往不远处的陶尔斐斯路56号继续活动。

        11月9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发布《告上海民众宣言》，希望民众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奉军南下，支持、配合北伐顺利进行。当时上海特别市党部内以国民党左派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党员为主，其中梅电龙曾任上海特别市党部秘书长以及党团书记一职。11月21日，上海特别市党部在此召开第一次组织登记委员会常务委员会议，杨杏佛、韩觉民、陈希豪、梅电龙等五人参与，其中梅电龙、韩觉民为中国共产党秘密党员，会议讨论了组织登记国民党党员条例，决定推选梅电龙为文书股主任、韩觉民为登记股主任、杨杏佛为指导股主任，三人共同负责上海地区国民党党员登记工作。12月18日，上海特别市党部青年部与妇女部还组织了青年训练班，培养青年积极参与学生运动与妇女运动，邀请沈雁冰、杨贤江、杨杏佛、梅电龙等来此授课。

        上海特别市党部从10月搬入陶尔斐斯路56号，一直到1927年1月4日再次被法捕房查封，历时三个月。在陶尔斐斯路56号，国民党左翼人士与中国共产党党员通力合作，共同为北伐军进入上海以及国民革命贡献力量。之后，上海特别市党部便搬入附近的陶尔斐斯路28号，后又因该地办公不便，迁入了“西门林荫路前（江苏）省教育会”旧址（今复兴中路重庆南路交汇处）。

        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克复上海，蒋介石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决定在上海成立上海临时政治委员会。1927年4月8日上海临时分会正式成立，以会议方式掌握上海军事、政治、财政大权。上海临时分会共设置了秘书处、上海卫生委员会、上海教育委员会等十一个机构，其中上海卫生委员会、上海教育委员会以及实业团体条例起草委员会均在陶尔斐斯路56号办公。5月25日上海卫生委员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成立，并召开第一次全体委员会，讨论上海卫生事宜。6月1日实业团体条例起草委员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起草实业团体章程条例等问题。此后，国民党中央教育行政会议又以上海为教育最发达之地，且为便利指挥办事起见，特地在陶尔斐斯路56号上海临时分会下属教育委员会内设立驻沪办事处，由国民党中央委员李石曾主持。

        7月1日上海临时分会第38次会议上决议，附设的上海教育委员会及上海卫生委员会移交上海市政府，实业团体条例委员会移交国民政府法制局，三委员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的办公也遂即结束。国民革命时期，国共两党人士在陶尔斐斯路56号宣传革命思想，开展秘密活动，这里不仅是办公地，更是共产党人推动革命的舞台，是国民革命思潮的交汇点。

        现代艺术与红色教育的摇篮

        民国时期，有两所重要学校曾选择陶尔斐斯路56号作为校址，它们共同构成了这座建筑的教育生命史。

        陶尔斐斯路56号是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重要起源地。1927年南京国民政府大学院成立后，大学院院长蔡元培呼吁建立一所专门音乐学院，并向财政部筹募建院经费。1927 年10月底，财政部批准了国立音乐院建院经费，11月，萧友梅等人创设的国立音乐院正式登报招生，院址设在上海陶尔斐斯路56号。11月27日，国立音乐院正式开学，蔡元培担任国立音乐院院长，萧友梅任教务长。国立音乐院第一次录取学生23人，于11月16日先行上课。国立音乐院最初筹划设立四系，分别为理论作曲系、钢琴系、小提琴系、声乐系，由于初次招生且录取学生较少，因此并未分系设置。国立音乐院教职员主要有萧友梅、易韦齐、李恩科、王瑞娴等多名从国外留学归来的专业教师。至1928年5月，国立音乐院共有学生45人，预科2人、专修科25人、选科18人，并且还聘请了俄国以及意大利音乐家安多保、马尔切夫等指导学生。由于该处院址狭隘，既无宿舍，各项教室亦不敷用，1928年1月，国立音乐院决定迁移到霞飞路（今淮海路），并分设男女宿舍。陶尔斐斯路56号见证了中国第一所独立建制的高等音乐学院的诞生，狭窄的空间里铭刻着萧友梅等人对中国现代音乐教育的不懈探索。

        陶尔斐斯路56号更是中国共产党“红色摇篮”的见证者。苏维埃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决定在上海建立一个红色幼儿园，秘密抚育革命者后代，如毛泽东的3个儿子就曾在大同幼稚园学习生活。1930年3月大同幼稚园在戈登路（今江宁路）441号挂牌营业，董健吾任园长，王弼任顾问。为了更好地伪装隐蔽，董健吾特地请国民党元老于右任书写园名，悬挂于幼稚园门口。1930年底，互济会领导人兼大同幼稚园行政负责人谭筱影陪同两位国际友人来园参观，外宾提出，园内场地狭小，缺少游戏场所，不利于孩子健康。中共地下党也考虑这里离公共租界巡捕房较近，不利于隐蔽。经过一番周密筹划后，1931年，在毛泽民的提议下，大同幼稚园迁至陶尔斐斯路56号。此地方便隐蔽，租金低廉，大同幼稚园能够负担。迁址得到蔡元培的帮助。1931年4月，由于中共中央特科二号人物顾顺章的叛变，中共上海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1932年3月，组织决定解散大同幼稚园。

        陶尔斐斯路56号狭窄的空间内，点亮了近代中国教育的希望，不论公开成立的国立音乐院，还是较为隐蔽的大同幼稚园，都在中国教育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陶尔斐斯路56号可以看作现代艺术与红色教育的摇篮。

        侨务活动的中枢机构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外交部侨务局与华侨联合会先后在陶尔斐斯路56号办公，这里又成为联络海内外华侨与国民政府的枢纽。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1927年11月16日外交部长伍朝枢提议设立侨务局负责管理侨务工作，根据伍朝枢的提议，侨务局隶属于外交部，下设总务、调查、指导三科，此外侨务局还设立侨务委员会，其委员由外交部长聘请归国华侨及熟悉侨务的若干人员充任。国民政府很快便同意了伍朝枢的提议，决定任命钟荣光为侨务局长，同时规定了侨务局章程。1928年1月16日，侨务局长钟荣光正式举行就职典礼，并定陶尔斐斯路56号为侨务局办公地。侨务局成立后，即开展相关活动，1月29日侨务局在东亚旅馆召开茶话会，邀请各地归国华侨参与，表达对整顿侨务工作的意见。2月，钟荣光等人在陶尔斐斯路56号起草了侨务委员会组织条例、侨务专员章程，规定在政府未派使领之前，由侨务专员执行领事职务，保护华侨利益，如遇突发事件，则有调查、交涉职责，并报外交部审批。4月9日，外交部第三司司长何杰才与钟荣光会商，决定先派遣侨务专员前往南洋、美国等地，维护华侨利益。5月16日，外交部侨务局重新租赁老靶子路（今武进路）280号房屋，作为侨务局办公地点，便于华侨寻找。

        外交部侨务局是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建立的第一个专门侨务机关，在陶尔斐斯路56号制定了诸多维护华侨利益的章程，在南京侨务委员会建立前的侨务工作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除官方侨务机关曾在陶尔斐斯路56号办公外，由海内外华侨自发成立的华侨团体——华侨联合会也曾在陶尔斐斯路56号开展活动。华侨联合会是民国以来成立的第一个华侨团体，是联络海内外华侨的总机关。1932年华侨联合会迁入陶尔斐斯路56号，此时正值国内抗日救亡高潮，作为爱国华侨团体，华侨联合会在陶尔斐斯路56号也积极参与抗日救亡运动，先后出版了《华侨旬刊》《华联旬刊》杂志，通过杂志向海外华侨宣传抗日救亡思想、介绍国内国货信息、鼓励华侨归国投资。此外，华侨联合会还多次组织慰劳茶话会，邀请相关人士介绍前线情况，宣传抗日救亡思想。华侨联合会还曾开办暑期日文班，希望号召更多人学习日文，进而了解、研究日本，寻找抗日救亡道路。

        华侨联合会离开陶尔斐斯路56号后，陶尔斐斯路56号又先后成为滨海中学以及上海剧院乐剧训练所校址，但二者都将陶尔斐斯路56号看作“临时性地址”，不久后便搬离此地。从微观史的角度而言，由于陶尔斐斯路56号租金低廉、位置特殊，直接塑造了其在城市空间中的独特角色，成为诸多机构在初创、过渡或隐蔽时期的理想选择。剖析陶尔斐斯路56号的历史变迁，可以窥探各界人士探索现代化道路的激荡岁月，国共双方的合作与斗争、现代艺术教育的创设与发展、海内外华侨的抗日救亡与民族情怀，都在这幢二层小洋楼中次第呈现，这也赋予了陶尔斐斯路56号多重历史意义。

        今天，南昌路48号又回归大同幼儿园，周边不时飘荡着幼儿们稚嫩而清脆的歌声。

（作者单位：上海师范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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