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汇报》两整版篇幅报道我校方广锠教授敦煌学研究成果

　　——题记

　　研究敦煌学最初并不是方广锠的自主选择，而是任继愈先生的安排。

　　1984年，方广锠找到任继愈先生，表示想报考任先生的博士生，以深入进行已从事六年之久的印度佛教研究。

　　任先生没有立即表态，过了几天，他把方广锠叫到三里河寓所，开门见山地说：“你今年已经36岁，不真正搞通梵文、藏文、英文就去研究印度佛教，充其量只能做个二流学者。我这里只培养一流学者，不培养二流学者。你如果想报考我的博士生，就要改专业，改成佛教文献学。佛教文献学是佛教研究的基础，国家需要这方面人才。你要下决心，从你开始，把中国的佛教文献学建立起来。”

　　方广锠曾一时转不过弯来，如今回过头来看这段经历，不禁佩服任先生的大智慧。“任先生让我从敦煌学切入佛教文献学，而敦煌学又是陈寅恪所谓‘世界学术之新潮流’。先生站得高，看得远，以他的学术洞察力，敏锐地发现佛教文献学的蓬勃生命力及其对当今乃至将来中国佛教研究的重大意义。”

　　其时，宗教学已走过十年浩劫的寒冬，正在渐渐复苏：由任继愈领衔的《中华大藏经》正在编撰，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在一年前成立。任先生心里有一盘棋，方广锠是他看好的一员干将。

　　任先生给方广锠的任务是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任先生强调“沉潜笃实”，要求方广锠踏踏实实从原始资料着手，对敦煌遗书一号一号地进行研究、整理。其后的几年，方广锠一直泡在大藏经和敦煌遗书中，春去秋来，斗转星移，日复一日地阅读、编目、录文、校勘、研究……脱胎换骨，化蛹为蝶，种种甘苦，不足与外人道。方广锠更愿意引述两位先生的话：任继愈先生曾写过一副对联，上联是“为学须入地狱”；金克木先生在他《谈谈汉译佛教文献》中说，“在佛教文献（学）的大门上，我想还是要写上马克思引用过的，诗人但丁在地狱门上标示的话：‘这里必须根绝一切犹豫；这里任何怯懦都无济于事。’”
　　

　　以沉潜的作风和决绝的信念，来自敦煌遗书故国的敦煌学者们重构了世界范围内敦煌学研究格局。以前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现在有人说“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方广锠对此有不同的看法。

　　他说，就现实而言，目前中国敦煌学固然成果丰硕，某些领域，我们已经领先；但也要看到我们的不足，某些领域，依然是国外的学者走在前面。敦煌学是世界性的学问，各国学者互相交流、互相促进、共同发展、共同提高，这本来是很正常的局面。敦煌学包括许多不同的学科，各学科发展不平衡也是很正常的。作为一个中国学者，他不喜欢“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日本”这样的说法。他虽赞同“知耻而后勇”的奋起，但不赞同“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这种提法中蕴含的狭隘性、非学术性。应该这样讲：敦煌在中国，中国学者有责任做得更多一些，做得更好一些，与世界各国学者一起，共同推进敦煌学的发展。还是当年季羡林先生说得好：“敦煌在中国，敦煌学在世界。”

　　回顾敦煌遗书从1900年被发现以来的100多年历程，方广锠感叹“国运衰则文运衰，国运兴则文运兴”。

　　王道士发现莫高窟藏经洞后，把洞中的若干经卷送给当兵时的上司，但并没有得到重视。甘肃学台（教育厅长）、著名学者叶昌炽得到敦煌知县奉上的敦煌遗书，但同时被错误的信息误导，他在日记中写道，藏经洞发现的经书几百卷已经被当地人士瓜分，所以没有亲自下去看看。相比中国官员的漫不经心，英国的斯坦因一听说有这件事，立刻赶来，骗走大量文物。法国的伯希和，更是在藏经洞里翻检了20来天。等到伯希和拿着这些经卷在北京展示时，这才引起中国学术界震惊。1909年，教育部决定把藏经洞中剩下的文物押回北京，运费谁来出竟成争论焦点。最后，这批遗书终于运送北京。谁知负责押运的官员先把它们运送到自己儿子家中，亲朋好友们竞相盗取……

　　清末民初动荡时局造成的对文物的漠视和监守自盗的混乱，无力阻挡敦煌瑰宝的继续外流：日本人于1911年，沙俄人于1914年，美国人于1924和1925年，借探险之名来到中国西部，测绘地图、挖掘古董，将数以万计的文物搬运出去。

　　“敦煌者，吾国学术之伤心史也。”陈寅恪为《敦煌劫余录》作序时引用的这句话，表达了中国人难掩的愤懑之情。

　　其后，以刘复、王重民、向达、姜亮夫、郑振铎、张广达为代表的中国学者，克服种种困难，寻访流散的敦煌遗书，陆续出版敦煌学研究的卓越成果。然而在兵荒马乱的年代，做学问终是力不从心，而有着丰厚汉学传统的法国和受汉文化影响至深的日本，则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敦煌学著述。

　　随着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中国的敦煌学研究得以有序布局和深入展开。在重视民族瑰宝、崇尚学术建树的大环境下，敦煌学者们有了组织、队伍、经费、机会，有了归属、尊严、荣耀、目标。明年将迎来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30周年，方广锠不无自豪地说：“这是中国敦煌学研究出成果、出人才的30年。”

　　仅拿图录一项来说，《俄藏敦煌文献》全17册、《法藏敦煌西域文献》全34册已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由任继愈先生主编的《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已由北京图书馆出版社出版142册，余下4册将于年内出版。由上海师范大学与英国国家图书馆共同编纂、列入“十二五”图书出版项目及国家重点古籍整理出版规划项目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日前已出版前10册，全书预计100至120册，将在几年内陆续出齐。中国在敦煌研究资料整理出版领域走在世界前沿，中国学者将百年之前的敦煌之殇化作内心动力，责无旁贷地担起呈现敦煌遗书全貌的使命。
　　

　　敦煌遗书被各国学者奉若珍宝。王国维把敦煌遗书和殷墟甲骨、西域木简、大内档案并提，列为“近代中国四大学术发现”；陈寅恪把敦煌学内涵从中国扩展到世界，提出“敦煌学，今日世界学术之新潮流也”；2000年，季羡林先生在纪念藏经洞发现一百周年时称，“敦煌学还要再搞一百年”。

　　敦煌学和敦煌遗书的地位，是由敦煌的地理位置和历史角色决定的。古敦煌不仅扼守着丝绸之路要冲，成为中原王朝经营西域之基地，也联通着中西方文明，使其成为中国文化、印度文化、伊朗文化、西方文化等四大文化以及儒教、佛教、道教、景教、袄教、摩尼教等六大宗教的荟萃之地，这一文化特性也反映在敦煌遗书中。

　　敦煌遗书内容涉及四书五经、经史子集、佛教道教、官方私人文书、账本、地契、户口等。其蕴含的丰富信息，为这座曾被荒弃的古城找回了记忆，打开了尘封已久的文明宝库。

　　有人主张将敦煌学作为历史的二级学科。“它不是学科”，方广锠更赞同周一良先生当年提出的“敦煌学是一门学问”，各学科的学者都可利用敦煌遗书和敦煌壁画等考古资料开拓本专业研究。

　　历史方面——唐朝开元天宝年间的均田制在地方落实得怎样？敦煌遗书证明，均田制在遥远的西北边疆没有丝毫走样，由此可见政令畅通和中央政权的权威。安史之乱之后，敦煌成兵家相争之地，政权几经更迭，正史里的这段历史若明若暗，而敦煌遗书却将这一地区的风云变迁梳理得极为细致。

　　文学方面——发现了一批过去不知道的诗词歌赋，还发现了一种新的文学样式——变文。我们常说中国的文学形态有唐诗、宋词、元曲、明小说，而变文则是明小说的源头，敦煌遗书中大量变文展露真容，推动了敦煌学者对古代文学样式和文化现象的研究。变文有点类似今天的“评弹”或“说书”，它从讲经文演化而来，讲经的僧人念一段经，做一段讲解，来一段偈颂，再讲一段故事，边唱边说。说唱的内容最早来自佛经，后来扩展到历史故事，比如讲伍子胥的故事，那就是“伍子胥变”，讲李陵的故事，那就是“李陵变”。有个叫文溆的和尚，就和现在的娱乐明星一样，他出来一讲，万人空巷，连皇帝也曾“幸兴福寺观沙门文溆俗讲”。朝野上下，风靡一时。

　　艺术方面——不说让世人震惊的敦煌壁画和琵琶谱，就是现在观众熟悉的《千手观音》和《丝路花雨》，其艺术养灵感都是来自敦煌。

　　佛学方面——敦煌遗书中90%以上均是佛教文献，佛学方面的研究成果自是层出不穷。《大正藏》把历代大藏经收的东西全收进去了，《万字续藏》把历代大藏经没有收过、但一直流传于僧人之中的关于佛教的释经、释律、释论、著述、史传等收进去了。以前，拥有这两本书，研究佛教的基本资料就齐全了。现在，敦煌遗书打开了新天地，里头包含的大量佛经著作是上述两部书里没有的。有一些是闻所未闻的，还有一些按照传统入藏的标准，应该编入大藏经，但当时编大藏经的人只闻其名，不见其踪，如今却随着藏经洞的意外发现而重见天日。

　　敦煌遗书中还发现了大量疑伪经。什么是经？按照佛教的概念，只有佛金口所说，或者说佛认可了，那才算是经。如果不是佛，而是其他人所说，挂一个经的名头，那就是伪经。疑经，则是不确定到底是不是经。为正本清源，疑伪经一律不让流传，拿佛经上的话说就是“宜秘寝以救世”，这也就是大量疑伪经被集中于莫高窟藏经洞，之后封洞废弃的重要原因。

　　被秘寝、被废弃的疑伪经，对今天的学者来说，则是研究当时社会情况的一个窗口。比如伪经，为什么造？在什么背景下造？想达到什么目的？效果如何？

　　有意思的是，有些被造出来的伪经，后来却成了金科玉律，比如汉传佛教不能吃肉的传统。

　　印度佛教可以吃肉，但必须是“三净肉”，即：眼不见杀，耳不闻杀，不为己所杀。印度佛教传入中国以后，早期的和尚们可以吃“三净肉”。后来，大乘流传，讲普度众生，讲慈悲，戒律的第一条就是不杀。潜心修炼的梁武帝开始提倡不吃肉。他开了一个会，把和尚的头面人物都叫来，一个个问，你吃肉吗？你吃肉吗？有的说不吃，有的说吃，梁武帝带头不吃。后来出现一部伪经，叫《大方广华严十恶品经》，讲吃肉有什么罪过，不吃肉怎么怎么好。虽是伪经，汉传佛教素食的标志由此确立。

　　方广锠说，敦煌遗书还为我们展现了当时活生生的寺庙活动。比如怎么受戒，法会怎么安排人，寺庙之间如何借贷，僧俗之间有哪些往来，和尚们怎样布萨。布萨是指半月诵戒，僧人集合在一起，做自我检讨，反省这半个月中有无违反戒律。敦煌遗书里面的“布萨记录”，详细到哪个僧人踩死了多少蚂蚁、掏了几个鸟蛋。

　　……

　　敦煌学在历史、文学、语言、文字、社会、法律、宗教、音韵、医药、音乐、美术、舞蹈、书法、绘画以及民族史、边疆史等方面的众多研究成果无法一一尽述。这些破碎泛黄的敦煌遗书，用它最忠实的记载，带你穿越历史的迷雾，看这座古城的几多风情、几度兴衰。

　　方广锠说：“敦煌遗书对研究中国中古历史与中外文化交流史的价值之大，怎么评价也不过分。”
　　

　　方广锠爱读《红楼梦》，读了不下十遍，所有的故事情节几乎都能复述，但每看一遍，还是可以发现此前忽略的细节，得到新的享受。当知青时，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他蜷在火炕上，读到癞头和尚救宝玉的那一段，癞头和尚临走时说：“万事只要随缘做去，自有一定的道理。”忽如闪电一样击中方广锠的心，他后来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一个‘缘’字，真是说尽了人间一切事物的精华。”

　　结缘敦煌遗书的方广锠，在对敦煌遗书的千万次凝视中，同样有灵光闪现。

　　——他提出了文化汇流说：佛教在古代印度起源，然后传遍南亚、东亚、中亚、东南亚等整个古代东方世界。这一点，没有争议。但是，宗教的传播，其实质是文化的传播，而文化的传播从来都是双向的。佛教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形态，其发展过程并非印度文化的自我演化，而是包括中国文化、西亚文化等广大亚洲文化共同汇流的结果。这种汇流不仅表现为印度的佛教文化进入中土进行融会，也表现为中国本土文化流入印度，影响印度的佛教文化，再以佛教文化的形式回流到中国，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中国是佛教的第二故乡”。如大藏经中“天人感应”的表述，就完全起源于中国文化；再如收入大藏经的《药师经》，就产生在中国，后来传入西域、传入印度，是中国文化与西域、印度的佛教文化相结合的典型事例。只是它后来“出口转内销”，又被翻译成了汉文。

　　——他预言，敦煌遗书将孕育一门新的学问：写本学。在汉代造纸术发明之后、宋代刻本书籍取代写本之前，手写的纸本典籍即“写本”流通了约1100年。其中从东晋到五代的700年间，是写本的盛行期。遗憾的是，敦煌藏经洞发现之前，中国传世的宋以前的写本极为罕见，大多深锁于宫掖，少数秘藏于私家。即使是中国一流文人，也难睹写本真容，自然缺乏必要的写本知识，以致后人论古籍，言必称“版本”。而写本学不兴，起码使中国700年文化的依托难明。敦煌遗书则为今日学人打开了一间写本的密室。写本因其流变性，极易产生异本，敦煌遗书中的《金刚经赞》、《般若心经注》就是极好的佐证。写本如何嬗演的问题，异本的对照问题，书写规范的问题，装裱装帧问题，写本对刻本的影响问题，特别是因写本而产生的学术传承与流变问题……许多课题有待进行。

　　对于在整理敦煌遗书过程中看到的这些灵光，方广锠不敢痴迷。他记得恩师任继愈先生的告诫：“你的兴趣比较广泛，但人的精力是有限的，要把精力放在专业上，不要东搞一点西搞一点。你要想好，敲锣卖糖，你的铺子到底是卖什么的？”

　　方广锠明白，致力于敦煌遗书的编目工作，呈现敦煌遗书全貌，给全世界敦煌学家提供最完整、最权威、最便捷的工具书，这是任先生对他的期待，也是他此生的最大心愿。

　　这就必须要坐得住冷板凳。其他的研究者，面对浩瀚的敦煌遗书，寻找、取用自己感兴趣的内容即可。但编目的人，却要把每一号都仔仔细细看完，从文物、文献、文字三个方面做详尽著录。有时候一连几个小时泡在小残片中，或者总是遇到《金刚》、《法华》、《大般若》等常见文献，方广锠也会感到索然沉闷，但他仍旧要睁大眼睛，不放过任何一点可供研究的信息。方广锠用“沙里淘金”来形容自己的工作，沙子多、金子少的情况是正常的，但为了不放过金子，他总得把沙子一粒一粒数完。“这事总得有人做，别人不做，那我来做。”

　　当世界各国的敦煌学者纷纷对方广锠的阶段成果大加赞赏时，当有些人用“敦煌学研究的里程碑”来形容由他担任主编的《英国国家图书馆藏敦煌遗书》时，他依然埋在他的故纸堆里。“别人怎么评价，我根本不考虑。我做的是‘铺路’的工作，我想尽我的能力把路铺得好一点。”

　　日复一日沙里淘金的方广锠，是上海师范大学早已挑出来的“金子”。2004年5月，校方为吸引时在中国社科院宗教所担任佛教室主任的方广锠来校工作，专门量身订制了“硬调动，软使用”的方案。校长张民选回忆当年的细节：“硬调动”是学校对方广锠的要求，人事关系必须过来、户口也必须过来，让他成为上师大的人。“软使用”是方广锠对学校的要求，这又包括三个条件：一、提供科研经费，这既是上师大的橄榄枝，也是方广锠考虑调往上海的先决条件；二，集中授课，每个学期去上海一个月，将该学期总计100课时的硕士、博士课程集中在一个月内全部讲完，其他时间则可在京潜心编目；三、不担任任何行政职务。方广锠本来以为上师大会斟酌一番，没想到校方竟一口答应。张民选说：“方广锠是研究型教授，研究需要相对完整的时间、安静的环境，而且研究从来都不是急功近利的。重视研究、崇尚学术的上师大有责任为方广锠这样的研究型教授提供更好的平台。”

　　对方广锠而言，这是对学术梦想的助推；对上师大而言，这是对办学理念的践行。我们有理由期待，在并不遥远的未来，他们将梦想成真！

——题记

资料的使用价值与它的加工程度成正比
　　

        敦煌学虽然取得了巨大成就，却遭遇到了发展瓶颈。方广锠认为主要原因在于：

　　1984年，当任继愈先生把清理敦煌遗书、找出未入藏文献的任务交给方广锠时，方广锠原本以为并不难。但真正动手才知道，没有一个完整、翔实、编排科学的目录，这对研究者从事课题研究是多么不便。那么，能不能自己编一个敦煌遗书目录呢？

　　在进行编目的过程中，方广锠意识到，按树状结构的书册式目录属于平面架构，最多只能实现若干个知识点的沟通，无法反映海量知识点深层的网状联系。且随着敦煌研究的不断深入，人们对敦煌遗书的认识不断深入，新的知识点及新的关联也不断被发现，书册式目录只能表现某一时间点的静态成果，无法跟踪与反映敦煌学日新月异的变化。为此，方广锠提出“敦煌遗书库”这一设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