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国社会科学网 2016年7月7日
标题：《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报告》发布——部分区域的学前教育呈现“低洼”或“真空”状态
记者：李玉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李玉）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热议不断。7月6日，上海师范大学发布《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该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领衔的课题组主编，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外来务工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放问卷访谈了300余名此类幼儿园的教师和管理者以及1800余名儿童家长，调研持续两年。
报告认为，面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尤其是在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城郊接合部、郊区、农村地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相对集中，且远距离打工者家庭居多。目前教育资源的存量以及分布无法适应外来人口聚居的特点，尤其是学前教育资源极度匮乏，部分地区入园入托矛盾异常突出。部分区域的学前教育呈现“低洼”或“真空”状态。
报告强调，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增进都市文明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状况决定着明天都市居民素质，关注他们也就是关爱中国都市的未来，决不能让他们成为“失落的一代”。
学前教育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规范
课题组调查发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在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政策上大致经历了从“政府不管”到“管理边缘化”的转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治理模式，政府尚未明确由哪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对具体城市而言，所出台的政策大都是原则性的，鼓励所辖区县分别开展符合区域特点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报告认为，面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真空”地带，我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政府不管的混乱状态，逐步发展到各地政府日渐重视，并开始将其视作都市教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城市在不同程度上谋划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远远不够。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目前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在教育及管理政策上存在诸多盲点。
在众多城市中，上海是较为重视务工子女学前教育的地区之一。从2008年至今，经过不断的完善，上海市由各区县教育部门结合实际，依据持《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持《上海市居住证》年限等条件，设定先后顺序，在妥善安排本市户籍适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来沪人员也可选择让其随迁子女进入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就读。通过以“积分制”的方式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入园问题。不仅从根本上建立起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幼儿园的规范性制度，也为和谐社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圳针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所施行的政策和管理有三个特点：第一，在不同教育阶段施行的管理有严宽之别，对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管理政策比较多，而针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阶段管理的专门性文件则较少；第二，从时间上看，加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管理性文件出台较早，而拟定学前教育阶段的管理性文件则比较滞后；第三，就学前教育管理而言，主要集中在安全教育、普惠入园等方面，特别是鼓励区域开展创新性的探索。在深圳，由于公办幼儿园较少，95%的幼儿园是民办园，鉴于此，该市率先探索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模式，走出了公共服务的“深圳路径”。2012年9月，首批50所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问世”。截至2015年1月，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已达600所，基本覆盖每一个有条件的社区，这一破冰之举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于深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其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解除了后顾之忧。
北京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在目力所及的有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各种教育政策，基本集中在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阶段，而对其学前教育即幼儿园阶段，则呈现出管理上的“真空”，抑或属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施政的“边缘地带”，至今还未见到非常明确的、有力且有效的管理措施。
广州、重庆等都市的教育管理部门在发布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信息时，只出台了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的相关政策，尚未见到针对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阶段的相关政策。
师资成为学前教育最大短板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主要形态是由民间力量主办的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幼儿园或者看护点。课题组调查发现，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读的幼儿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学生流动性大、教师流动性更大、生源质量弱、生源数量不稳定等，使本来办学就举步维艰的幼儿园更是雪上加霜，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报告显示，这类幼儿园的教师大多不具有教师资格证或不是学前教育出身，他们很少接受培训，缺乏与外界交流业务的机会。从年龄上看，教师以20至25岁的未婚大中专院校女性毕业生为主，70%的教师工龄在3年以内；而保育员以年龄偏大的奶奶、阿姨为主。不少教师是为了积累经验，变为成熟型教师后就跳槽到其他幼儿园，或者回原籍参加入编选拔，也有的流失到其他行业。这些幼儿园、看护点成了“无经验教师的成长基地”。
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外地人教外地人的都市文化孤岛”。以上海为例，这些幼儿园的教师基本是外地毕业生，几乎没有上海本地户籍教师。教师们操着乡音教学，有时师生籍贯来源比较一致，学生听到方言也觉得很习惯。城市精神和文化就难以融入校园和课堂，容易造成社会阶层的隔阂，成为都市发展的隐患。
调查发现，教师复杂化的职业认同与背离是重要原因。不少教师表现出对职业身份认同的迷茫，一方面觉得是教师，另一方面又觉得是普通的打工者，导致育人行为出现偏差。导致这种“打工者”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待遇普遍较低，大致为每月2000至3000元，往往不提供社保医疗等待遇。这样的收入水平在都市中只能算勉强维持，使得教师职业幸福感不强。
在基础教育投入多、教育教学水平较高的大都市里，教师的在职发展机制大多十分健全，但在这类幼儿园却难以看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前景。由于没有政策的支持，所以这类幼儿园教师也缺失校内外各类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几乎所有的被访谈教师都表示，没有见过市、区学前教育教研员来园指导过，基本上不认识教研员、不知道教研员的名字。另外，教师们也普遍表示，教研活动的开展无主题、无结构、无定期，开展得较为随意和零散，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低效无序。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
这类幼儿园在教师专业发展资源上的投入基本是空白的。在公办系统中，政府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投入是非常强有力的。教师每年都有人均专项经费的保障，区域性的轮训、网络培训、校本研修等体系非常完备，学校有充足的经费为教师购置各类学习书籍，选派教师外出参访、挂职锻炼、聘请高端学者来校讲座、组织研讨会等。但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资源上，政府对办园者只是倡导，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而办园者更无动机和动力为教师投入发展资源。
鼓励多元渠道投资缓解学前教育供需矛盾
作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我国0至6岁的儿童多达1.3亿，占全球该年龄段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2％—1.3％，且十年来徘徊不前。这个比例相对于发达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很低的，更与1.3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很难支撑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由于我国对学前教育的不重视、财政投入的不足等问题，使得学前教育成为整个教育发展的“短板”。
报告主编陆建非教授表示，报告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涉及诸多话题，如户籍制度的改革、特大城市的入口限制、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利弊得失、数字革命对幼儿教育及成长的影响、绘本阅读的功效、文化融入的艰难、社会偏见的顽固、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家园互动教育/融合教育、环境及食品安全、儿童权益的保护、儿童常见病、三代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等。”
报告建议，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改革教育财政的拨款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质量保证。例如可以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不分公立园还是私立园，按照其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拨付相应的财政经费。也可以实行教育券制度，将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按生均经费标准直接分配给流动幼儿家庭，由幼儿及其家长自由选择幼儿园。
此外，在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方面，政府也可试行普惠性民办园、民办三级园认定制度，由第三方评估，遴选出遵纪守法，质量尚可，有发展潜力的此类幼儿园，加大扶持力度，使其成为公共资源的有机补充部分。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税费租金、以奖代补、公办与民办对口帮扶等方式，扶持民办园发展，引导民办园走公益、普惠之路，从而提高政府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共服务能力。而不是良莠不分，全面封堵。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政府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幼儿园发展。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幼儿园的办园“门槛”。通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事业，以缓解当下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入园难、入园贵的困境。
链接地址：http://ex.cssn.cn/dybg/gqdy_gqcj/201607/t20160707_3102593.shtml
标题：《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报告》发布——部分区域的学前教育呈现“低洼”或“真空”状态
记者：李玉
中国社会科学网上海讯（记者 李玉）社会各界和新闻媒体对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问题一直十分关注，热议不断。7月6日，上海师范大学发布《中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发展研究报告》。
该报告由上海师范大学教授陆建非领衔的课题组主编，课题组通过对上海、北京、重庆、广州、深圳等城市外来务工子女的学前教育状况进行调查，发放问卷访谈了300余名此类幼儿园的教师和管理者以及1800余名儿童家长，调研持续两年。
报告认为，面对外来务工人员的大量涌入，尤其是在上海、北京等特大城市的城郊接合部、郊区、农村地区，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相对集中，且远距离打工者家庭居多。目前教育资源的存量以及分布无法适应外来人口聚居的特点，尤其是学前教育资源极度匮乏，部分地区入园入托矛盾异常突出。部分区域的学前教育呈现“低洼”或“真空”状态。
报告强调，开展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是促进教育均衡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必然要求，也是增进都市文明与和谐发展的必然要求。今天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教育状况决定着明天都市居民素质，关注他们也就是关爱中国都市的未来，决不能让他们成为“失落的一代”。
学前教育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管理规范
课题组调查发现，近十年来，北京、上海、重庆、广州、深圳等大城市在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政策上大致经历了从“政府不管”到“管理边缘化”的转变。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尚未形成全国统一的行政治理模式，政府尚未明确由哪一个行政管理机构来统一管理。对具体城市而言，所出台的政策大都是原则性的，鼓励所辖区县分别开展符合区域特点的多元化治理模式。
报告认为，面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真空”地带，我国都市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从一开始所面临的政府不管的混乱状态，逐步发展到各地政府日渐重视，并开始将其视作都市教育的组成部分。虽然有些城市在不同程度上谋划了这一特殊群体的学前教育，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但还远远不够。相对于义务教育阶段而言，目前尚未制定全国统一的有关随迁子女学前教育的管理规范，也未纳入基本公共服务范畴，在教育及管理政策上存在诸多盲点。
在众多城市中，上海是较为重视务工子女学前教育的地区之一。从2008年至今，经过不断的完善，上海市由各区县教育部门结合实际，依据持《上海市居住证》且积分达到标准分值、持《上海市居住证》年限等条件，设定先后顺序，在妥善安排本市户籍适龄幼儿入园的基础上，统筹安排随迁子女进入公办幼儿园就读。来沪人员也可选择让其随迁子女进入民办学前教育机构就读。通过以“积分制”的方式统筹安排随迁子女入园问题。不仅从根本上建立起随迁子女入读公办幼儿园的规范性制度，也为和谐社会的创建奠定了重要基础。
深圳针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所施行的政策和管理有三个特点：第一，在不同教育阶段施行的管理有严宽之别，对义务教育阶段的相关管理政策比较多，而针对随迁子女学前教育阶段管理的专门性文件则较少；第二，从时间上看，加强随迁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管理性文件出台较早，而拟定学前教育阶段的管理性文件则比较滞后；第三，就学前教育管理而言，主要集中在安全教育、普惠入园等方面，特别是鼓励区域开展创新性的探索。在深圳，由于公办幼儿园较少，95%的幼儿园是民办园，鉴于此，该市率先探索政府主导、财政支持的学前教育公益普惠发展模式，走出了公共服务的“深圳路径”。2012年9月，首批50所深圳市普惠性幼儿园“问世”。截至2015年1月，全市普惠性幼儿园已达600所，基本覆盖每一个有条件的社区，这一破冰之举在很大程度上造福于深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为其适龄儿童接受学前教育解除了后顾之忧。
北京也面临着同样的处境。在目力所及的有关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的各种教育政策，基本集中在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阶段，而对其学前教育即幼儿园阶段，则呈现出管理上的“真空”，抑或属于政府、教育主管部门施政的“边缘地带”，至今还未见到非常明确的、有力且有效的管理措施。
广州、重庆等都市的教育管理部门在发布针对外来务工人员随迁子女教育的政策信息时，只出台了义务教育及义务教育后的相关政策，尚未见到针对这一庞大的特殊群体的幼儿园或学前教育阶段的相关政策。
师资成为学前教育最大短板
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学前教育的主要形态是由民间力量主办的专门招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幼儿园或者看护点。课题组调查发现，接收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入读的幼儿园面临最大的问题是：学生流动性大、教师流动性更大、生源质量弱、生源数量不稳定等，使本来办学就举步维艰的幼儿园更是雪上加霜，只能在夹缝中求得生存。
报告显示，这类幼儿园的教师大多不具有教师资格证或不是学前教育出身，他们很少接受培训，缺乏与外界交流业务的机会。从年龄上看，教师以20至25岁的未婚大中专院校女性毕业生为主，70%的教师工龄在3年以内；而保育员以年龄偏大的奶奶、阿姨为主。不少教师是为了积累经验，变为成熟型教师后就跳槽到其他幼儿园，或者回原籍参加入编选拔，也有的流失到其他行业。这些幼儿园、看护点成了“无经验教师的成长基地”。
报告显示，大城市的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还存在一个特殊的文化现象，那就是“外地人教外地人的都市文化孤岛”。以上海为例，这些幼儿园的教师基本是外地毕业生，几乎没有上海本地户籍教师。教师们操着乡音教学，有时师生籍贯来源比较一致，学生听到方言也觉得很习惯。城市精神和文化就难以融入校园和课堂，容易造成社会阶层的隔阂，成为都市发展的隐患。
调查发现，教师复杂化的职业认同与背离是重要原因。不少教师表现出对职业身份认同的迷茫，一方面觉得是教师，另一方面又觉得是普通的打工者，导致育人行为出现偏差。导致这种“打工者”心态的根本原因，还是在于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待遇普遍较低，大致为每月2000至3000元，往往不提供社保医疗等待遇。这样的收入水平在都市中只能算勉强维持，使得教师职业幸福感不强。
在基础教育投入多、教育教学水平较高的大都市里，教师的在职发展机制大多十分健全，但在这类幼儿园却难以看到教师的专业发展前景。由于没有政策的支持，所以这类幼儿园教师也缺失校内外各类教师专业发展的平台。几乎所有的被访谈教师都表示，没有见过市、区学前教育教研员来园指导过，基本上不认识教研员、不知道教研员的名字。另外，教师们也普遍表示，教研活动的开展无主题、无结构、无定期，开展得较为随意和零散，基本上是名存实亡，低效无序。这些问题严重制约了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队伍的专业发展。
这类幼儿园在教师专业发展资源上的投入基本是空白的。在公办系统中，政府对教师专业发展的资源投入是非常强有力的。教师每年都有人均专项经费的保障，区域性的轮训、网络培训、校本研修等体系非常完备，学校有充足的经费为教师购置各类学习书籍，选派教师外出参访、挂职锻炼、聘请高端学者来校讲座、组织研讨会等。但在外来务工人员子女幼儿园教师专业发展资源上，政府对办园者只是倡导，但基本上没有实质性的资源配置和经费投入，而办园者更无动机和动力为教师投入发展资源。
鼓励多元渠道投资缓解学前教育供需矛盾
作为全世界首屈一指的人口大国，我国0至6岁的儿童多达1.3亿，占全球该年龄段儿童总数的五分之一，但学前教育经费长期以来仅占全国教育经费总投入的1.2％—1.3％，且十年来徘徊不前。这个比例相对于发达和很多发展中国家都是很低的，更与1.3亿的学前儿童规模极不相称，很难支撑我国学前教育事业的健康、快速发展。由于我国对学前教育的不重视、财政投入的不足等问题，使得学前教育成为整个教育发展的“短板”。
报告主编陆建非教授表示，报告研究的不仅仅是教育问题，同时还涉及诸多话题，如户籍制度的改革、特大城市的入口限制、生育政策的调整及利弊得失、数字革命对幼儿教育及成长的影响、绘本阅读的功效、文化融入的艰难、社会偏见的顽固、城乡差别与贫富差距、家园互动教育/融合教育、环境及食品安全、儿童权益的保护、儿童常见病、三代之间的关系、全球化对儿童成长的影响等。”
报告建议，在政府资金有限的情况下，地方政府应改革教育财政的拨款方式，为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接受学前教育提供更多的机会与质量保证。例如可以实行“生均拨款制度”，不分公立园还是私立园，按照其接纳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数量拨付相应的财政经费。也可以实行教育券制度，将政府预算内教育经费按生均经费标准直接分配给流动幼儿家庭，由幼儿及其家长自由选择幼儿园。
此外，在扩大学前教育资源方面，政府也可试行普惠性民办园、民办三级园认定制度，由第三方评估，遴选出遵纪守法，质量尚可，有发展潜力的此类幼儿园，加大扶持力度，使其成为公共资源的有机补充部分。通过购买服务、减免税费租金、以奖代补、公办与民办对口帮扶等方式，扶持民办园发展，引导民办园走公益、普惠之路，从而提高政府针对外来务工人员子女的公共服务能力。而不是良莠不分，全面封堵。
随着“二孩政策”的实施，学前教育的供需矛盾越发突出，政府应大力鼓励和支持社会各种力量参与幼儿园发展。根据实际情况，降低民办幼儿园的办园“门槛”。通过公办民助、民办公助、国有民办、公办学校转制、中外合作办学等多元办学形式，动员和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外来务工人员子女教育事业，以缓解当下学前教育资源不足，入园难、入园贵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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