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民晚报：寻找“南市难民区”

为禁止过多难民涌入法租界，大门已经关闭，不计其数的难民拥挤在南市与法租界交界处的民国路（今人民路），右图为饶家驹 新民图表 制图 叶聆



■ “南市难民区”收容所难童中学初中班的女学生（摄于1939年7月3日 资料照片） 

        方浜中路，城隍庙大门口所在地，寸土寸金商铺林立，是上海最著名的旅游地标之一。然而，没有多少人知道，1937年抗战时，这里是生死相隔的分界线，马路的一边是断壁残垣的战场，另一边是数万难民扎堆的“安全区”。而主导和维持这条生死线的，是一个中文名叫饶家驹的法国神父。

　　有人称他为“上海的辛德勒”，有人叫他是“另一个约翰·拉贝”，他曾奔走在战火中的上海，不顾个人安危与日军谈判，从日军枪口下拯救养活了至少30万难民。因为他，原本只为救助战争中军人的《日内瓦公约》，加上了“拯救平民”条款，并被称为“上海模式”。

“这个人，这段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上海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苏智良大声疾呼。

本周末，“饶家驹与战时平民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沪召开，研讨会前夕，苏智良和他的团队向本报记者披露众多新的发现。

断臂神父

在中国，很多人都读过《拉贝日记》，知晓约翰·拉贝。而饶家驹，一位同样挽救过无数中国人生命的法国人，却一直默默无闻。

柏林圣湖公墓的饶家驹墓前，有一块镶嵌玉片的墓碑，上面用中德法英四种文字写着“这里长眠着一位不朽的人道主义者、法兰西神父饶家驹”。墓碑上还写着四个中文字“仁者爱人”。

“饶家驹是一位杰出的人道主义者。他来华27年，基本都在上海度过。1937年日军侵占上海时，他设立南市难民区（又称‘饶家驹区’，1937年11月9日—1940年6月30日），延续3年，保护了30万中国百姓，并成为南京大屠杀期间由德国人拉贝领导的‘南京安全区国际委员会’的效仿样板。”苏智良介绍。

饶家驹1878年生于法国，早在抗日战争前，他就来到中国上海，开始只是从事英语教学，后来全身心投入到难民救助工作中。1931年长江发生水灾，他积极参加了难民救济工作；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期间，他为解救被困妇孺四处奔波；1937年八一三淞沪抗战爆发后，他在上海创办了南市难民区。

早年因化学实验中不慎炸伤锯掉一条右臂，饶家驹又被称为“独臂神父”。

饶家驹的南市难民区开创了一种模式，即在战争期间不仅要保护交战双方的伤员，而且也要保护战区的平民。

“历史不应该忘记这位伟大的人道主义者，我们倡议在难民区旧址设立纪念铭牌和塑像。”苏智良呼吁道。

上海模式

1937年8月，八一三抗战爆发，规模日益扩大，日军轰炸烧杀所造成的难民如潮而至，大批外地的战争难民也涌入上海。难民大量涌入租界，最高峰时达“七十万人左右”，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租界人满为患，租界地区的边缘也挤满了数量惊人的难民。大量难民被屏蔽在租界的铁门之外，陷入饥寒交迫的绝境。而在华界的南市，由于部分居民迁入租界，腾出大批空屋，且有不少公共场所可资利用，这使得收容难民有了可能。

8月18日，上海国际救济会成立，饶家驹任救济组副主任。此时的饶家驹，在上海军政界人脉极广，并且热心救助平民，获得过多国勋章，并且得到国民党高层的信任。战事之初，他两次率员前往虹口战区，救助居民到租界。

彼时饶家驹考虑设立难民区。他认为，战争将长期进行，应建立一种“难民安全区”，拯救难民。10月26日中国军队从闸北撤退之后，饶家驹就建议中日两方军政当局，在南市建立难民安全区。

11月2日，饶家驹向时任上海市市长俞鸿钧建议，在南市划一区域接纳难民，获得同意。然后，饶家驹与日本政府和军队交涉，要求勿对难民区进行攻击，也得到了日本陆军、海军同意。

11月4日，上海市政府批准设立南市难民区，并以不损失领土主权为前提。6日，日本驻沪总领事冈本答复同意。8日，上海国际救济委员会议定在南市难民区四周各路口竖立旗帜，旗帜上有大红十字及国际救济委员会的中、英文名称。第二天下午，开始在方浜路各路口修筑防御工事，南市难民区区域正式划定。

饶家驹曾指出，“该区为南市平民安全住所，并非中立区域。此纯粹为非战斗员之安全区。鄙人深知此种办法，乃属创见。”

难民区于11月9日正式成立，其位置为南市旧城厢北部，占旧城厢三分之一面积，南以方浜路为界（方浜路被带刺的铁丝网围着），东西北三面都以民国路（今人民路）为界，东端为小东门，西端为方浜桥。难民区呈半月形，占据南市老城厢约1/3区域。

饶家驹保护平民设立安全区被称为“上海模式”，填补了《日内瓦公约》的一个空白，此前《日内瓦公约》并没有关于战时平民保护的条款。1948年，第17届国际红十字大会通过了《战时保护平民公约草案》。1949年，63国代表在此基础上制定了日内瓦公约及附件，第四公约就是《关于战时保护平民之日内瓦公约》。其第15条规定：“任何冲突之一方，须直接或通过一中立国或人道主义组织，向其敌方建议在作战区域内设立中立化地带，保护平民。”

德国人约翰·拉贝所领导的南京国际安全区在成立之初，正是通过上海的饶家驹与日方进行联系，在南京大屠杀期间保护了20多万中国难民。

寻找遗址

今年9月，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研究生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在苏智良教授的带领下，开始做南市难民区的寻访和调查。

因为城隍庙板块多年的商业开发和市政动迁，南市难民区大量的重要遗址，大多面目全非，另有部分遗址位置存在争议。

这次调查中最重要的成果之一，就是确定了北区救火会的位置，因为这里曾经是南市难民区饶家驹办公的所在地，是南市难民区的“中枢机构”。10年前，曾经有学者就此进行过考证，结论是北区救火会不复存在，“在八九十年代豫园商业区改造的过程中已被拆除”。但与此同时，民间一直有北区救火会就在方浜中路的说法。

王海鸥他们首先询问了上海历史专家，有的说在豫园里，有的说在方浜中路，莫衷一是。最后是苏智良教授找来的《上海市行号路图录》揭晓了谜底。这个地图1937年开始绘制，经过一年半的时间完成，对当时上海的街区描绘得非常详细。在南市难民区的区域，发现了北区救火会的地址，《申报》对北区救火会有过记载，“在安仁街的一侧”，两者吻合，最终才给这个困扰学界多年的问题找到了答案。

北区救火会的遗址就是现在的方浜中路235号，安仁街路口，这栋原本三层的建筑随着后来的商业开发，目前加高至5层，汇集了多家食肆，但没有人知道七十多年前发生在这里的故事。

据《申报》1937年11月17日的报道，北区救火会建筑为三层，饶家驹办公室在三楼，底楼和二楼为职员办公处及食品储存处。十多万难民的管理，即由饶家驹在北区救火会运筹帷幄。

（下转A15版）　　　　（上接A14版）

饶家驹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每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消洁、登记、调査、医务等股，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30万中国难民，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智良说。

除了北区救火会，苏智良和学生们还新发现了一个此前没有记载的难民收容所，北王医马弄24号，这是唯一一个亲历难民记着的难民收容所。

此外，小世界（福佑路234号）、福佑路回教堂（福佑路378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26号）、沉香阁（沉香阁路29号）、城隍庙（方浜中路249号）、豫园（安仁街137号），这些都是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遗址。

拯救记忆

相比较寻找遗址，更紧迫的是寻找难民区的亲历者。

“年纪最小的现在也80多岁，现在再不做，就永远没有机会了，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苏智良说。

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动拆迁，上了年纪的老人，大多搬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动迁房里。即便是没有动迁的里弄，大部分的住户都是解放后搬进来的，他们与附近小商品市场的外地从业者混居，对于难民区，已经鲜有记忆。

为了找到亲历者，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三名同学，用大海捞针的“笨”办法，先找区域内的所有居委会，通过居委会找到年龄在80岁以上的老人。“有些居委会提供的信息不完整，我们就多次拜访，有的里弄没有线索，我们就挨家挨户地敲门”，有的老人已经拆迁搬走了，我们就到他们新房子去找，“我们会问他们，1937年到1940年是否在这里居住，如果回答是，那就再详细采访。”一共找了四五十个老人，“很多都是解放后搬过来的，还有居住在这里但对难民区情况无法回忆的”。

大部分的老人都对难民区一无所知，有些不愿再揭旧时的“伤疤”，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听家里的长辈说过，而真正的亲历者，目前仅找到余阿姣和王晓梅两位老人。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今年正好100岁，王海鸥他们先找到古城居委会，说明来意后，恰巧余阿婆的儿媳在这里工作，她就把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余阿姣虽然已经百岁高龄，但阿婆思路很清晰，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表达很流畅。余阿婆说到日军封锁，家里不敢点灯，即便如此，日军还是会砸门砸窗，说到这里，老人情绪激动起来，说话急促大声，双手紧握着抬起来。

安仁街的老宅，已经有百年历史，这是父亲留给余阿姣的房子，现在她和妹妹两个人居住在这里。余阿姣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更多的时候，她喜欢坐在后门10平方米不到的天井里“孵太阳”，阿婆和周围人的关系特别好，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和她打招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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