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社会科学报网 2013年12月9日
标题：第七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召开
记者：解军
11月8—11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在江苏吴江召开，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韩国高丽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单位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志芳到会祝贺并致欢迎辞。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樊树志教授、王振忠教授，苏州大学王国平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邱仲麟教授、王鸿泰教授，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夏井春喜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熇教授，上海社科院马学强研究员及我校的唐力行教授、钱杭教授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钱杭教授主持闭幕式并作学术总结。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28篇，内容涵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研究的众多方面，学者们以“江南社会与文化”为主题，深入讨论了“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江南历史文献解读”、“江南文人思想与信仰”、“江南士绅群体”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江南城乡社会的运行情况、经济状况一直是进行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戴鞍钢（复旦大学）在《洋货行销与近代江南城乡》认为国内学界过往对近代洋货的行销抱有排斥的态度缺乏客观的审视或多为洋货行销的品种、数量等方面的概述，缺乏结合中国包括江南民众日常生活情景所作的专题研究尚显薄弱。作者认为，洋货的产销者所到之处，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对外部新奇世界的了解，日常生活所需商品的选择更为丰富多样，人们的生活易趣和追求及习俗风尚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些都有助于江南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张海英（复旦大学）的《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以刘河镇为个案》以明清政府对刘河镇的管理做一个案分析，通过明清两朝政府对刘河镇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职能的发展变化，探讨了在传统国家行政框架之下，政府行政机构在融合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促进地方社会发展方面的伸展空间。邱仲麟（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通过《庸人自扰——清代采选秀女的讹言与社会恐慌》，系统梳理了清朝自顺治二年至乾隆十八年间十八起采选秀女的讹言，认为产生此类讹言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朝的“历史记忆”阴魂未散、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清朝在北京以外驻防八旗兵丁、清初来自苏杭的汉家女被选入宫廷为妃者多以及当时社会上盛行财婚等。此类关于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的文章，还有范金民（南京大学）的《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的书立》、夏井春喜（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民国前期苏州的田业会：以与吴县田业银行、苏州电气厂的关系为中心》、池子华（苏州大学）的《福利之殇：1924年祥经织绸厂火灾及其社会响应》、朱小田（苏州大学）的《论近代孀妇的乡居环境——以江南为中心》、洪煜（上海师范大学）的《近代大众媒介与城市商业发展——以上海为中心》、邢丙彦的（上海师范大学）《清末松江西部的土地租佃优惠条件——以上海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为中心》、王健（上海社科院）的《居乡之苦：<沈竹岑日记>所见“道光萧条”与江南乡村社会》、谢湜（中山大学）的《14—18世纪舟山群岛的国家与社会》等等。
进行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有必要对既往的研究进行分析方法的审视。如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从碎片、拼图到整体：徽州乡村社会研究路径的回顾与思考》中指出，从纵横两方面对徽州区域社会碎片进行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整体，只有揭示徽州区域社会整体的特征，才能将研究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才能对区域的每个局部，乃至每一历史的碎片、每一幅拼图有着新的深刻的认识。
江南文人思想与信仰。思想与信仰属于文化史研究范畴，也是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樊树志（复旦大学）的《王守仁：从“伪学”到“从祀孔庙”》除了讨论社会对王阳明思想的变化，更提出了“为什么学术的是非功过一定要由皇帝来作判官，一锤定音？难道学术就是政治，抑或政治的附庸？”这样发人深省的大问题。罗丹宁（普林斯顿大学）的《清初苏州文人的扶乩信仰：以彭定求与文昌帝君玉局为探讨中心》，认为扶乩信仰是宗教性活动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只反映彭定求在绅士中的领导角色，也有利于让我们分析清初绅士群体的崇拜活动。李明（苏州大学）的《2011—2012老苏州过年家祭调查报告：以苏州古城区徐、钱两家和木渎范家为点》，以苏州著姓望族后裔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老苏州”精神生活——过年家祭仪式以及食品、行为、规矩禁忌等活动的实录，加之对各代人文化记忆的记录，展现了世家大族后裔过年家祭的变迁轨迹，以此角度反映了“老苏州”后裔当下的实际生活情况，并透过此审视苏州乃至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衍化，为江南社会史和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实证。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在《晚清民初苏州士人对上海的批评与认同》中认为，近代以来，苏州士人一只脚踏进光怪陆离的上海，另一只脚却踯躅徘徊在守旧平和的苏州，这种矛盾的生活方式与心态，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冲撞的结果，同时也与苏沪两地历史关系的演变、以及苏州士人的家庭或家庭背景相关联。
江南历史文献解读。社会史研究更加关注区别于官方史志的民间资料，极大的开阔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钱杭（上海师范大学）提交题为《读<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的文章，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作者认为，编印于1951年的武进《金氏支谱》的编印问世过程可以证明，新谱中尚有不能用旧谱、新旧谱、全新谱等概念准确定义的一种类型。作者指出，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初期，有兴趣、有学识、有财力承担编修族谱之责的，只有根在农村的一部分城市居民。吴建华（苏州大学）在首次系统整理标点《王鏊集》的基础上，提交《<王鏊集>的内容与文献价值初探》一文，尝试揭示王鏊的著作，主要是诗文集（包括佚文）与笔记的主要内容与文献价值。作者认为，王鏊著作具有四方面的文献价值，即明史研究的丰富资料、明代以前一些专题领域研究的重要见解与珍贵资料、区域研究的重要线索与材料、认识与研究王鏊的第一手资料等。朴元熇（韩国高丽大学）在《15世纪江南社会和朝鲜崔溥<漂海录>研究》中对明代朝鲜文臣崔溥的《漂海录》的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且分析了《漂海录》作为史料的一种所具备的价值，如该书在研究15世纪后期大运河沿岸的市井百态、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状况、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为研究海洋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可以从侧面了解朝鲜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王振忠（复旦大学）利用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结合其他民间文献和实地调查，对十九世纪中叶徽州婺源木商在江西赣州等地的活动，作了较为细致的揭示。
江南士绅群体。学术界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已经很多，本届论坛提交的有关论文进一步将士人研究推向深入。罗晓翔（南京大学）的《十九世纪前期南京的新兴士绅家族》认为，与江南其他地区相比，南京的士绅家族不仅延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家族势力与文化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但对地方社会而言，这些家族及其成员亦然扮演了重要作用，其家族兴衰史更折射出南京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作者以清嘉庆、道光之际的南京伍氏、甘氏、陈氏为中心，通过其家族兴起背景与经营策略揭示了太平天国之前南京士绅阶层的生存状况。王鸿泰（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入城、不入城：明清间士人的城市概念与社交意涵》中认为，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江南为甚，因此江南成为城市生活最为繁华的地区，士人纷纷进入城市，在其中展开社交活动，追求各种娱乐生活，由此展开庞杂的人际网络及饶富情趣的生活面貌。可以说，城市文化与士人生活是相互发明、循环发展的。但是，这种良性的互动也会随着政权的交替也会使不少具有遗民心态的士人退离城市，藉以表达痛惜悔罪之情。此外，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的《近代江南士人的戏曲改良活动与民众教化》同样对士绅群体进行了考察。
除了对士人群体研究外，还有个案研究。马学强（上海社科院）的《冯桂芬与清代江南书院》依据笔记文集、方志、碑刻及其书院课艺等记载，讨论冯桂芬与江南书院的关系，以期反映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经历与传统书院的命运，从一个视角凸显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嬗变，以及近代变革时期书院的地位与价值。沈潜（常熟理工学院）在《论翁同龢的江南区域交往空间——以1872—1874年在籍丁忧为视界》中，结合翁氏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梳理，对翁同龢借助于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进行了考察，认为翁氏文化交往空间是建筑在血缘、地缘和学缘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大体承袭、固守了传统的乡村士绅精英网络，在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已然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节律变动。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唐力行教授还向会议作了题为《从徽学到评弹研究》的主题发言。唐教授是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徽州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1994年从安徽到苏州工作后，开始了加强对苏州区域社会以及苏州与徽州的比较研究。从苏州到上海工作后，尤其是开始整理乃父回忆录的时候对评弹加深了理解。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蒸蒸日上，唐教授有感于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应该引入文化的因子。于是唐教授开始了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的学术研究，2004年起从年轻教师、博士生当中组建了一支学术队伍。目前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建设评弹资料整理数据库，进行评弹文献资料的整理；进行评弹与江南社会学术研究；搭建评弹交流的评弹，开设“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讲座；邀请评弹艺人走进高校，在大学中培养评弹艺术的知音。学者们对唐力行教授从事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课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认为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具有国际学术的前沿性。
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高度赞扬。与会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江南社会史论坛研究成果多、会议质量高，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力行教授表示，一定坚持把论坛举办下去，继续为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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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第七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召开
记者：解军
11月8—11日，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江南社会史国际学术前沿论坛在江苏吴江召开，来自中山大学、复旦大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南京大学、苏州大学、常熟理工学院、北京商务印书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韩国高丽大学、日本北海道大学、美国普林斯顿大学等单位30余名专家学者出席会议。吴江区委常委、宣传部长周志芳到会祝贺并致欢迎辞。
论坛开幕式由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任唐力行教授主持。南京大学范金民教授、复旦大学邹逸麟教授、樊树志教授、王振忠教授，苏州大学王国平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邱仲麟教授、王鸿泰教授，日本北海道教育大学夏井春喜教授、韩国高丽大学朴元熇教授，上海社科院马学强研究员及我校的唐力行教授、钱杭教授等分别作了主题发言。上海师范大学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副主任钱杭教授主持闭幕式并作学术总结。
本次论坛共收到论文28篇，内容涵盖明清以来江南社会研究的众多方面，学者们以“江南社会与文化”为主题，深入讨论了“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江南历史文献解读”、“江南文人思想与信仰”、“江南士绅群体”等领域的研究成果。
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江南城乡社会的运行情况、经济状况一直是进行江南社会史研究的学者们关注的焦点。戴鞍钢（复旦大学）在《洋货行销与近代江南城乡》认为国内学界过往对近代洋货的行销抱有排斥的态度缺乏客观的审视或多为洋货行销的品种、数量等方面的概述，缺乏结合中国包括江南民众日常生活情景所作的专题研究尚显薄弱。作者认为，洋货的产销者所到之处，开阔了人们的视野，增进了对外部新奇世界的了解，日常生活所需商品的选择更为丰富多样，人们的生活易趣和追求及习俗风尚也发生相应变化，这些都有助于江南城乡商品经济的活跃和社会生活的近代化进程。张海英（复旦大学）的《明清政府对江南市镇的管理——以刘河镇为个案》以明清政府对刘河镇的管理做一个案分析，通过明清两朝政府对刘河镇管理机构的设置及其管理职能的发展变化，探讨了在传统国家行政框架之下，政府行政机构在融合国家行政体系与基层社会管理、促进地方社会发展方面的伸展空间。邱仲麟（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通过《庸人自扰——清代采选秀女的讹言与社会恐慌》，系统梳理了清朝自顺治二年至乾隆十八年间十八起采选秀女的讹言，认为产生此类讹言的原因主要在于：前朝的“历史记忆”阴魂未散、族群之间的不信任、清朝在北京以外驻防八旗兵丁、清初来自苏杭的汉家女被选入宫廷为妃者多以及当时社会上盛行财婚等。此类关于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的文章，还有范金民（南京大学）的《从分立各契到总书一契——清代苏州房产交易文契的书立》、夏井春喜（日本北海道大学）的《民国前期苏州的田业会：以与吴县田业银行、苏州电气厂的关系为中心》、池子华（苏州大学）的《福利之殇：1924年祥经织绸厂火灾及其社会响应》、朱小田（苏州大学）的《论近代孀妇的乡居环境——以江南为中心》、洪煜（上海师范大学）的《近代大众媒介与城市商业发展——以上海为中心》、邢丙彦的（上海师范大学）《清末松江西部的土地租佃优惠条件——以上海档案馆藏近代松江土地租佃契约文书为中心》、王健（上海社科院）的《居乡之苦：<沈竹岑日记>所见“道光萧条”与江南乡村社会》、谢湜（中山大学）的《14—18世纪舟山群岛的国家与社会》等等。
进行江南城乡社会与经济的研究，有必要对既往的研究进行分析方法的审视。如唐力行（上海师范大学）在提交会议的论文《从碎片、拼图到整体：徽州乡村社会研究路径的回顾与思考》中指出，从纵横两方面对徽州区域社会碎片进行研究不能等同于历史的整体，只有揭示徽州区域社会整体的特征，才能将研究工作进一步向前推进。也就是说，当我们把握了区域的整体特征后，才能对区域的每个局部，乃至每一历史的碎片、每一幅拼图有着新的深刻的认识。
江南文人思想与信仰。思想与信仰属于文化史研究范畴，也是江南社会历史研究的热点之一。樊树志（复旦大学）的《王守仁：从“伪学”到“从祀孔庙”》除了讨论社会对王阳明思想的变化，更提出了“为什么学术的是非功过一定要由皇帝来作判官，一锤定音？难道学术就是政治，抑或政治的附庸？”这样发人深省的大问题。罗丹宁（普林斯顿大学）的《清初苏州文人的扶乩信仰：以彭定求与文昌帝君玉局为探讨中心》，认为扶乩信仰是宗教性活动里最重要的一部分，不只反映彭定求在绅士中的领导角色，也有利于让我们分析清初绅士群体的崇拜活动。李明（苏州大学）的《2011—2012老苏州过年家祭调查报告：以苏州古城区徐、钱两家和木渎范家为点》，以苏州著姓望族后裔为主要考察对象，通过对“老苏州”精神生活——过年家祭仪式以及食品、行为、规矩禁忌等活动的实录，加之对各代人文化记忆的记录，展现了世家大族后裔过年家祭的变迁轨迹，以此角度反映了“老苏州”后裔当下的实际生活情况，并透过此审视苏州乃至江南政治、经济、文化的衍化，为江南社会史和民俗文化研究提供了实证。徐茂明（上海师范大学）在《晚清民初苏州士人对上海的批评与认同》中认为，近代以来，苏州士人一只脚踏进光怪陆离的上海，另一只脚却踯躅徘徊在守旧平和的苏州，这种矛盾的生活方式与心态，既是东西方文化交汇冲撞的结果，同时也与苏沪两地历史关系的演变、以及苏州士人的家庭或家庭背景相关联。
江南历史文献解读。社会史研究更加关注区别于官方史志的民间资料，极大的开阔了学者们的学术视野。钱杭（上海师范大学）提交题为《读<瓯山金氏常州缸行街支谱>》的文章，通过对文本的解读，作者认为，编印于1951年的武进《金氏支谱》的编印问世过程可以证明，新谱中尚有不能用旧谱、新旧谱、全新谱等概念准确定义的一种类型。作者指出，在1949年新政权建立初期，有兴趣、有学识、有财力承担编修族谱之责的，只有根在农村的一部分城市居民。吴建华（苏州大学）在首次系统整理标点《王鏊集》的基础上，提交《<王鏊集>的内容与文献价值初探》一文，尝试揭示王鏊的著作，主要是诗文集（包括佚文）与笔记的主要内容与文献价值。作者认为，王鏊著作具有四方面的文献价值，即明史研究的丰富资料、明代以前一些专题领域研究的重要见解与珍贵资料、区域研究的重要线索与材料、认识与研究王鏊的第一手资料等。朴元熇（韩国高丽大学）在《15世纪江南社会和朝鲜崔溥<漂海录>研究》中对明代朝鲜文臣崔溥的《漂海录》的学术史研究进行了简要介绍，并且分析了《漂海录》作为史料的一种所具备的价值，如该书在研究15世纪后期大运河沿岸的市井百态、经济文化、社会生产状况、生活习俗等方面具有很大的研究价值；为研究海洋史提供了很好的材料；可以从侧面了解朝鲜政治史、思想史等方面的研究具有一定的作用。此外，王振忠（复旦大学）利用新发现的《西河木业纂要》，结合其他民间文献和实地调查，对十九世纪中叶徽州婺源木商在江西赣州等地的活动，作了较为细致的揭示。
江南士绅群体。学术界对于士人群体的研究已经很多，本届论坛提交的有关论文进一步将士人研究推向深入。罗晓翔（南京大学）的《十九世纪前期南京的新兴士绅家族》认为，与江南其他地区相比，南京的士绅家族不仅延续时间相对较短，而且家族势力与文化影响力也十分有限。但对地方社会而言，这些家族及其成员亦然扮演了重要作用，其家族兴衰史更折射出南京城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变迁，是城市史研究的一个重要切入点。作者以清嘉庆、道光之际的南京伍氏、甘氏、陈氏为中心，通过其家族兴起背景与经营策略揭示了太平天国之前南京士绅阶层的生存状况。王鸿泰（台湾中央研究院史语所）在《入城、不入城：明清间士人的城市概念与社交意涵》中认为，明中期以来，商品经济高度发展，以江南为甚，因此江南成为城市生活最为繁华的地区，士人纷纷进入城市，在其中展开社交活动，追求各种娱乐生活，由此展开庞杂的人际网络及饶富情趣的生活面貌。可以说，城市文化与士人生活是相互发明、循环发展的。但是，这种良性的互动也会随着政权的交替也会使不少具有遗民心态的士人退离城市，藉以表达痛惜悔罪之情。此外，吴强华（上海师范大学）的《近代江南士人的戏曲改良活动与民众教化》同样对士绅群体进行了考察。
除了对士人群体研究外，还有个案研究。马学强（上海社科院）的《冯桂芬与清代江南书院》依据笔记文集、方志、碑刻及其书院课艺等记载，讨论冯桂芬与江南书院的关系，以期反映一个传统士大夫的经历与传统书院的命运，从一个视角凸显传统知识体系的传承与嬗变，以及近代变革时期书院的地位与价值。沈潜（常熟理工学院）在《论翁同龢的江南区域交往空间——以1872—1874年在籍丁忧为视界》中，结合翁氏1872—1874年在籍丁忧的日记梳理，对翁同龢借助于书楼居所、园林寺院、古玩书摊等文化场域进行交往、交流进行了考察，认为翁氏文化交往空间是建筑在血缘、地缘和学缘的基础之上的。这种大体承袭、固守了传统的乡村士绅精英网络，在风云变幻的19世纪末已然不能适应近代社会的节律变动。
除了上述文章之外，唐力行教授还向会议作了题为《从徽学到评弹研究》的主题发言。唐教授是徽学研究的奠基人之一，在徽州研究方面有着重要的建树。1994年从安徽到苏州工作后，开始了加强对苏州区域社会以及苏州与徽州的比较研究。从苏州到上海工作后，尤其是开始整理乃父回忆录的时候对评弹加深了理解。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蒸蒸日上，唐教授有感于区域社会经济研究应该引入文化的因子。于是唐教授开始了从评弹看江南社会、从江南社会看评弹的学术研究，2004年起从年轻教师、博士生当中组建了一支学术队伍。目前主要做了四方面工作：建设评弹资料整理数据库，进行评弹文献资料的整理；进行评弹与江南社会学术研究；搭建评弹交流的评弹，开设“评弹与江南社会”系列讲座；邀请评弹艺人走进高校，在大学中培养评弹艺术的知音。学者们对唐力行教授从事的评弹与江南社会研究课题表示了极大的关注和兴趣，认为这是社会文化史研究领域的新开拓，具有国际学术的前沿性。
本届论坛的成功举办，得到了与会学者们的高度赞扬。与会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研究中心主办的江南社会史论坛研究成果多、会议质量高，已经在海内外学术界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唐力行教授表示，一定坚持把论坛举办下去，继续为推动江南社会历史研究向纵深发展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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