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中安在线 2013年11月4日
标题：徽商与徽州文化三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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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文化论坛2013”上，知名徽学研究专家、上海师大教授唐力行先生作了《试论徽商与徽州文化》演讲，反响颇为热烈。笔者在与会期间，专访了唐力行教授。
问：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徽商与徽州文化”，你在演讲中对此阐发了引人入胜的识见。你提出，徽商与徽州文化是徽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我想请你谈谈怎么认知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
答：好的。构成徽州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三大要素是徽商、徽州文化与徽州宗族，它们之间的互动，演化出明清以来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徽州区域历史。根据我的研究心得，在讨论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什么是徽州文化？徽州商人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徽州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一、徽州文化是什么
答：一般来说，我们往往把新安理学与徽州文化等而视之。弘治《徽州府志·风俗》称，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理学在徽州的兴盛是事实，那森然林立的牌坊，比屋可望的祠堂，卷帙浩繁的经书便是明证。但是，当我们更多地涉猎徽州文化时，却深切地感受到徽州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绝不是“为士者”所浸淫的理学所能一言以概之的。在徽州，“为士者”经商，商人“为士者”的现象早在宋代已不鲜见，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这一变化在徽州是非常明显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徽州簪缨望族与商贾世家合流的趋势。到明代中叶，这种士商合流在徽州已汇成潮流了。明人唐顺之指出：“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在徽州经营商业已成为包括世家大族在内的全民的事业，而这样的关系地域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全民事业，势必会在文化上有所表现。徽州最后一位进士、近人许承尧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 ”“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列，不再是商居四民之末，而是士商平等，甚尔商更胜于士！这对于传统价值观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颠覆。徽州商人是以“功名”两字概括其内涵极其丰富的价值观的。他们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求功名，也是人生的正途；经商而起富，就是获有功名。得功名者为贤为爱，失功名者为不肖为憎。以新价值观为核心的新社会风俗的表现，无不显示着新文化的诞生，我称之为徽州商人文化。
二、徽州商人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问：你提出“徽州商人文化”概念，指出了她在价值观上的颠覆与重建之魂，这就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徽州商人文化”的蕴含。那么，历史上这种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答：宋代以后，儒学进入理学的新阶段，这是全国皆然的。就徽州而言，作为朱熹的祖籍地，乃是中国理学的重镇，新安理学的发源地，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理学氛围的浓重与商业极度的繁兴，这两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事物，却促成了在徽州形成了新的商人文化，从而为徽州商人在传统时代执掌商界牛耳数百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我认为，理学虽与商业精神有冲突，但他们之间也有融通之处。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如果我们把朱熹的“灭人欲”简单地理解为他要消灭人的一切生命欲望，理解为他对商业持否定态度，则大谬不然了。其实，在朱熹的哲学里，人欲这个概念有两重涵义，且看《朱子语类》卷一三，“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此处他只把过分的欲望称作人欲，而正当的欲望仍合于天理。朱熹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所要灭的是第二个涵义的人欲，对于第一个涵义的人欲，不仅不能灭，而且还要保护，因为这是合于天理的。当然，商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把自己置于“天理”之下，只能以“人欲中自有天理”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辩解。朱熹对“人欲”的二重解释，为徽州商人将理学熔铸入商人文化提供了可能。
到了明代中叶，围绕着理欲之辩，理学实现了分流。一方面，理学作为维护专制极权的舆论工具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被进一步硬化；另一方面，理学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转换了机制，被商人整合为商人文化。后者虽非主流却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徽商具备整合理学的条件，这与徽商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有着悠久理学传统的徽州，重视文化教育。这就使徽商有着较高的整体文化水平。一些徽商还有较深的理学根底。明清时期的徽商往往以儒贾自居，他们弃儒从贾后，并不放弃对理学的研究，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整合理学。
徽商整合理学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从其研究理学的方法来看，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大多数不是致力于理学的系统研究，而是从理学中撷取某些章句、格言，立竿见影地服务于商业。众多的徽商从不同的侧面，环绕着理欲之辩这个问题，以群体的力量改铸着理学，将其整合为为徽商的经济利益服务，并能体现其价值观及审美情趣的徽州商人文化。徽商要使自己的价值观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要使自己的功名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就不能对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作了有效的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经商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社会所接受。
首先，在贾儒关系上，徽商认为两者是相通的，都是为了求取功名。既然贾儒相通，徽商便进而对传统的“商居四民之末”的价值观作了修正。徽商许西皋认为“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绩溪商章策进而提出，“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治愚，富者赡贫”，要求打破不合理的四民之分。显然，传统的价值观念已为新的价值观念所替代。其次，在本末关系上，徽商认为两者是“交相重”的。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扼社会经济的命脉，因而传统的农本价值观较易于变通为农商“交相重”的价值观，甚而有的商人还产生了贱农心理。至嘉靖年间，经商致富的现象在徽州已彻底改变成“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可以说，徽州商人在心理整合过程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改造、变通、融合使其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建立在贾儒相通、商农交相重的坚实思想基础上。徽商价值观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着徽州社会，改变着徽州人的价值观。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更大范围的心理整合，是徽商心理整合的继续。
徽商的价值观甚至为徽州社会最保守的传统势力——世家大族所接受。徽商价值观改变着徽人的社会心理，从而把更多的士、农吸引到商人的行列，扩大了徽州商帮的队伍，并使徽商的事业在徽州社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宗族势力的支持。价值观的改变还使徽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徽商从来不是单纯地追逐功名，而是在同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中事半功倍地实现其价值目标的，这是徽商的高明之处。徽商价值目标的实现与徽州人文日盛几乎是同步的。
三、徽州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
问：从你所阐述的理学分流以及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历史，我们分明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延续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并能够传承，这“两性”可谓其脉络。请你再谈谈徽州商人文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答：徽州商人文化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科学性与实用性。商业活动的需求，直接刺激着科技的发展。例如数学。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徽商必须持筹握算，较量锱铢，这就使他们积累起较强的数学能力和运算技巧，并为从事数学学理研究提供了前提。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便是在商业对数学计算方法的需求刺激下取得的一个典型成就。又如地理水文。经商在外，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水文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徽商一般都具备这些基本常识，其中还不乏一些卓有成就者。再如中医学。徽商经营药材业者甚众，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他们刻意钻研医药技术。在当时采药、制药、治病一体化的情形下，药铺间的竞争造成了新安医学之盛。科技在徽州商人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徽州科技则在当时全国的科技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其二是封建性和伦理性。脱胎于理学的徽州商人文化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其文化内核的价值观是与传统儒学的忠、孝相通的，因而徽州商人文化带有宗族文化的色彩。其三是通俗性。徽商于通俗文化用力尤多。徽州的刻书业在明清曾大放异彩，“徽本”享有很高的声誉。徽商除了斥资刻印族谱、经书外，还刻印了大量通俗小说和戏剧本子，这也为通俗文学在徽州的普及创造了条件。通俗文学之一的徽剧，在明清时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四是广泛性。从大文化的角度看，徽商的生活方式，诸如饮食、服饰、园林、建筑等，都为商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宴席是商人洽谈贸易、广泛交际的重要场合。清代十大菜帮中有两个菜帮：徽菜和维扬菜是属于徽州商人文化范畴的。徽州的建筑业在明成化年间进入了黄金时代。遍布徽州的园林、别墅、住宅、佛寺、道观、书院、牌楼，其建筑的规模和技术堪称一流，并形成徽派古建筑的特殊风格。
问：我于史学是外行，不过在读一些通史类著作时常感觉到以政治史为主线，似乎政治成为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却处于附庸地位，但历史进步中经济谓之基础，文化谓之灵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规律。商品经济较之于自然经济可谓进步，商业文明较之于农耕文明可谓先进。尊重和把握历史规律，当是治史论史最重要的基点。这点管见不知妥否？
答：很对。我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对徽商与徽州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就是着眼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比之于仅就经济而谈徽商视野要开阔得多，但这还不夠。重视文化，将社会文化作为研究的理论范式，这在国际史学界属于学术前沿。我希望同行们多这样去研究，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徽学领域的繁兴。
链接地址：http://ah.anhuinews.com/system/2013/11/04/006194949.shtml
标题：徽商与徽州文化三题——上海师范大学教授唐力行访谈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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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安徽文化论坛2013”上，知名徽学研究专家、上海师大教授唐力行先生作了《试论徽商与徽州文化》演讲，反响颇为热烈。笔者在与会期间，专访了唐力行教授。
问：这次论坛的主题是“徽商与徽州文化”，你在演讲中对此阐发了引人入胜的识见。你提出，徽商与徽州文化是徽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那么我想请你谈谈怎么认知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
答：好的。构成徽州经济、文化与社会的三大要素是徽商、徽州文化与徽州宗族，它们之间的互动，演化出明清以来丰富多彩、富有特色的徽州区域历史。根据我的研究心得，在讨论徽商与徽州文化的关系需要厘清三个问题，什么是徽州文化？徽州商人文化是怎样形成的？徽州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
一、徽州文化是什么
答：一般来说，我们往往把新安理学与徽州文化等而视之。弘治《徽州府志·风俗》称，徽州“自朱子而后，为士者多明义理，称为东南邹鲁”。理学在徽州的兴盛是事实，那森然林立的牌坊，比屋可望的祠堂，卷帙浩繁的经书便是明证。但是，当我们更多地涉猎徽州文化时，却深切地感受到徽州文化的内涵极其丰富，绝不是“为士者”所浸淫的理学所能一言以概之的。在徽州，“为士者”经商，商人“为士者”的现象早在宋代已不鲜见，商品经济繁荣使得商人的社会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士商合流的趋势。这一变化在徽州是非常明显的，商品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徽州簪缨望族与商贾世家合流的趋势。到明代中叶，这种士商合流在徽州已汇成潮流了。明人唐顺之指出：“新安土硗狭，田蓄少，人庶仰贾而食，即阀阅家不惮为贾。”在徽州经营商业已成为包括世家大族在内的全民的事业，而这样的关系地域社会生存与发展的全民事业，势必会在文化上有所表现。徽州最后一位进士、近人许承尧指出：“商居四民之末，徽俗殊不然。 ”“士农工商”四民的排列，不再是商居四民之末，而是士商平等，甚尔商更胜于士！这对于传统价值观而言，无疑是一个极大的颠覆。徽州商人是以“功名”两字概括其内涵极其丰富的价值观的。他们认为，经商和读书一样也是求功名，也是人生的正途；经商而起富，就是获有功名。得功名者为贤为爱，失功名者为不肖为憎。以新价值观为核心的新社会风俗的表现，无不显示着新文化的诞生，我称之为徽州商人文化。
二、徽州商人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问：你提出“徽州商人文化”概念，指出了她在价值观上的颠覆与重建之魂，这就使我们更深入地理解“徽州商人文化”的蕴含。那么，历史上这种文化是如何形成的？
答：宋代以后，儒学进入理学的新阶段，这是全国皆然的。就徽州而言，作为朱熹的祖籍地，乃是中国理学的重镇，新安理学的发源地，是不言而喻的。然而，正是理学氛围的浓重与商业极度的繁兴，这两件表面上看起来矛盾的事物，却促成了在徽州形成了新的商人文化，从而为徽州商人在传统时代执掌商界牛耳数百年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精神力量。我认为，理学虽与商业精神有冲突，但他们之间也有融通之处。余英时先生曾指出：如果我们把朱熹的“灭人欲”简单地理解为他要消灭人的一切生命欲望，理解为他对商业持否定态度，则大谬不然了。其实，在朱熹的哲学里，人欲这个概念有两重涵义，且看《朱子语类》卷一三，“问：‘饮食之间，孰为天理，孰为人欲？’曰：‘饮食者，天理也；要求美味，人欲也。’”可见，此处他只把过分的欲望称作人欲，而正当的欲望仍合于天理。朱熹鼓吹的“存天理，灭人欲”，所要灭的是第二个涵义的人欲，对于第一个涵义的人欲，不仅不能灭，而且还要保护，因为这是合于天理的。当然，商人的经济地位决定了他们只能把自己置于“天理”之下，只能以“人欲中自有天理”来为自己的合理性辩解。朱熹对“人欲”的二重解释，为徽州商人将理学熔铸入商人文化提供了可能。
到了明代中叶，围绕着理欲之辩，理学实现了分流。一方面，理学作为维护专制极权的舆论工具成为官方哲学，取得了独尊的地位，“存天理，灭人欲”的说教被进一步硬化；另一方面，理学为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而转换了机制，被商人整合为商人文化。后者虽非主流却代表着历史前进的方向，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徽商具备整合理学的条件，这与徽商所处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有着悠久理学传统的徽州，重视文化教育。这就使徽商有着较高的整体文化水平。一些徽商还有较深的理学根底。明清时期的徽商往往以儒贾自居，他们弃儒从贾后，并不放弃对理学的研究，这就使他们有可能整合理学。
徽商整合理学是为了自己的经济利益，这从其研究理学的方法来看，是十分清楚的。他们大多数不是致力于理学的系统研究，而是从理学中撷取某些章句、格言，立竿见影地服务于商业。众多的徽商从不同的侧面，环绕着理欲之辩这个问题，以群体的力量改铸着理学，将其整合为为徽商的经济利益服务，并能体现其价值观及审美情趣的徽州商人文化。徽商要使自己的价值观为社会各阶层所接受，要使自己的功名事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就不能对传统的价值观采取简单否定的态度。所以，他们在心理整合的过程中，由于对传统的贾儒观、本末观作了有效的改造、变通和融合，从而使以经商为“功名”的价值观为整个社会所接受。
首先，在贾儒关系上，徽商认为两者是相通的，都是为了求取功名。既然贾儒相通，徽商便进而对传统的“商居四民之末”的价值观作了修正。徽商许西皋认为“人之处世，不必拘其常业，但随所当为者，士农工贾勇往为先，若我则业贾者也”。绩溪商章策进而提出，“造物之厚人也，使贵者治贱，贤者治愚，富者赡贫”，要求打破不合理的四民之分。显然，传统的价值观念已为新的价值观念所替代。其次，在本末关系上，徽商认为两者是“交相重”的。明代中叶商品经济繁荣，商业扼社会经济的命脉，因而传统的农本价值观较易于变通为农商“交相重”的价值观，甚而有的商人还产生了贱农心理。至嘉靖年间，经商致富的现象在徽州已彻底改变成“昔为末富，今为本富”。可以说，徽州商人在心理整合过程中对传统价值观的改造、变通、融合使其以商业为功名的价值观建立在贾儒相通、商农交相重的坚实思想基础上。徽商价值观的确立，不仅标志着徽商心理整合的完成，徽州商帮的形成，而且还深刻地改变着徽州社会，改变着徽州人的价值观。故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是更大范围的心理整合，是徽商心理整合的继续。
徽商的价值观甚至为徽州社会最保守的传统势力——世家大族所接受。徽商价值观改变着徽人的社会心理，从而把更多的士、农吸引到商人的行列，扩大了徽州商帮的队伍，并使徽商的事业在徽州社会得到最广泛的支持，特别是宗族势力的支持。价值观的改变还使徽商在全国各地的商业竞争中取得了空前的成功。徽商从来不是单纯地追逐功名，而是在同封建政治势力的结合中事半功倍地实现其价值目标的，这是徽商的高明之处。徽商价值目标的实现与徽州人文日盛几乎是同步的。
三、徽州商人文化的基本特征
问：从你所阐述的理学分流以及徽州商人文化的整合历史，我们分明感受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包容性和延续性，中国传统文化的历史嬗变并能够传承，这“两性”可谓其脉络。请你再谈谈徽州商人文化有哪些基本特征？
答：徽州商人文化在形成之初便具有四大特征：其一是科学性与实用性。商业活动的需求，直接刺激着科技的发展。例如数学。在商业经营过程中，徽商必须持筹握算，较量锱铢，这就使他们积累起较强的数学能力和运算技巧，并为从事数学学理研究提供了前提。程大位的《算法统宗》便是在商业对数学计算方法的需求刺激下取得的一个典型成就。又如地理水文。经商在外，掌握一些基本的地理水文知识是十分必要的。徽商一般都具备这些基本常识，其中还不乏一些卓有成就者。再如中医学。徽商经营药材业者甚众，为了在竞争中保持优势，他们刻意钻研医药技术。在当时采药、制药、治病一体化的情形下，药铺间的竞争造成了新安医学之盛。科技在徽州商人文化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而徽州科技则在当时全国的科技领域中居于领先的地位。其二是封建性和伦理性。脱胎于理学的徽州商人文化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其文化内核的价值观是与传统儒学的忠、孝相通的，因而徽州商人文化带有宗族文化的色彩。其三是通俗性。徽商于通俗文化用力尤多。徽州的刻书业在明清曾大放异彩，“徽本”享有很高的声誉。徽商除了斥资刻印族谱、经书外，还刻印了大量通俗小说和戏剧本子，这也为通俗文学在徽州的普及创造了条件。通俗文学之一的徽剧，在明清时得到迅速的发展。其四是广泛性。从大文化的角度看，徽商的生活方式，诸如饮食、服饰、园林、建筑等，都为商人文化增添了新的内涵。宴席是商人洽谈贸易、广泛交际的重要场合。清代十大菜帮中有两个菜帮：徽菜和维扬菜是属于徽州商人文化范畴的。徽州的建筑业在明成化年间进入了黄金时代。遍布徽州的园林、别墅、住宅、佛寺、道观、书院、牌楼，其建筑的规模和技术堪称一流，并形成徽派古建筑的特殊风格。
问：我于史学是外行，不过在读一些通史类著作时常感觉到以政治史为主线，似乎政治成为历史演进的决定因素，而经济史、社会史、文化史却处于附庸地位，但历史进步中经济谓之基础，文化谓之灵魂，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是历史规律。商品经济较之于自然经济可谓进步，商业文明较之于农耕文明可谓先进。尊重和把握历史规律，当是治史论史最重要的基点。这点管见不知妥否？
答：很对。我这些年来断断续续对徽商与徽州文化的思考与研究，就是着眼于社会经济与文化的互动关系。社会经济史的研究比之于仅就经济而谈徽商视野要开阔得多，但这还不夠。重视文化，将社会文化作为研究的理论范式，这在国际史学界属于学术前沿。我希望同行们多这样去研究，推动社会文化史研究在徽学领域的繁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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