团结报 | 邵 雍：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与孙中山的交往

        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陈独秀、李大钊、毛泽东、林祖涵（林伯渠）、谭平山等人在积极促成国共合作、深度参与国民党改组、国民党一大召开等方面与孙中山有较多交往。

　　力促国共合作

　　1920年2月，陈独秀出狱后到上海，3月31日，孙中山在上海寓所宴请陈独秀，胡汉民、廖仲恺、戴季陶作陪。5月，孙中山为《新青年》劳动节纪念号题词“天下为公”。11月21日，上海机器工会在凤阳路上海公学召开成立大会，孙中山、胡汉民、戴季陶和陈独秀、杨明斋等人共同到会祝贺。当月，经陈独秀介绍，孙中山在上海寓所会见了俄共（布）远东局海参崴分局外国处代表维经斯基，双方交流了辛亥革命和苏俄革命的情况，会见时陈独秀在场。

　　陈独秀早年留学日本，辛亥革命时期组织革命小团体岳王会，安徽光复后任安徽军政府秘书长，没有参加同盟会、中华革命党。1915年后作为《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主编、北京大学文科学长，发起五四运动。1920年8月与俞秀松、施存统等人正式成立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7月在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被选为中央局书记。

　　来自湖北的中共一大代表董必武，辛亥革命时期就加入同盟会，1914年又参加了中华革命党。1938年，董必武撰文回忆当年首次谒见孙中山时的情形：“先生辩才无碍，指示中国的出路，惟有实行三民主义的革命；特别鼓励我们在失败后不要灰心短气，要再接再厉地努力去干，革命不是侥幸可以成功的，只要我们在失败中得到教训，改正错误，想出好的办法来，继续革命，胜利的前途是有把握的。”董必武写道“先生这几句训示，永远活跃在我的脑海中”。

　　中共一大召开之前就加入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还有来自湖南的老同盟会员林祖涵（后改名为林伯渠）。林祖涵1904年赴日留学，1905年8月参加孙中山在东京成立的同盟会。1907年林祖涵被派往东北联络绿林，1911年回湖南做新军工作，1913年参加二次革命，失败后逃往日本。1914年加入中华革命党，回湖南参加护国运动。1917年参加护法之役，任湘南护法军总司令部参议等职。10月17日，孙中山“任命林祖涵为湖南劳军使”，之后双方有函电往来。1919年冬离湘赴粤，1920年任大元帅府参议，与大元帅府代理参军长林修梅一道创办《革新评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1921年1月，经李大钊介绍，林祖涵在上海法租界渔阳里会见了陈独秀，经多次谈话，讨论辛亥革命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后，经李大钊、陈独秀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和1922年苏俄代表越飞同孙中山的会谈，都是李大钊通过林祖涵联系的，林祖涵本人也参加了会谈。

　　李大钊1913年赴日本留学，1916年回国，投入反对袁世凯的斗争。1918年1月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参与《新青年》的编辑。1920年初在护送陈独秀离京去上海途中，共同讨论了建立中国共产党的问题。

　　1922年4月底，林祖涵在陈独秀召集的中共广州支部会上说：“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和北伐主张都是值得钦佩的。国共合作应以与孙中山先生合作为中心。”从1922年下半年开始酝酿国共合作到1923年底，中共经过林祖涵向孙中山转达主张，还通过他安排李大钊、陈独秀与孙中山见面。

　　1922年8月底，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举行西湖会议。会议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使国民党成为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民主革命统一战线组织。会后，李大钊在林祖涵的陪同下，在上海会见了孙中山，与他讨论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的问题。在一次交谈中，双方讨论了《建国方略》。孙中山提出愿介绍李大钊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马上向孙中山说明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做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孙中山亲自主持李大钊的入党仪式。李大钊拜会孙中山、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本身就是国共合作进入酝酿阶段的标志。

　　改组国民党

　　1922年9月4日，应孙中山邀请，陈独秀出席各省在沪国民党党员座谈会，议题是研究改进国民党。9月6日，孙中山指定丁惟汾、陈独秀等九人为规划国民党改进方略起草委员会委员，陈独秀为党务改进计划起草委员，正式拉开了国民党改组的序幕。

　　1922年9月13日，李大钊在北京接受记者采访时转述了孙中山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的意见：“在逐步加强兵力于中央来实现全国统一的同时，紧接着就需要组织强有力的政党。所以我目前正在改组中国国民党，使本党能有更多的工人参加进来，这样经过改组后的大政党，一方面要讨论政治手段的运用，作一般政党应做的工作；另一方面为了谋求社会的根本改革，还要努力唤起民众的觉醒，归根到底是要把它建成一个群众革命的先锋组织。总之，我国在近期内，想要依靠短暂的统一来实现永久的和平那是不现实的，除了四万万民众的觉醒和真正的群众性的改革之外，别无他途可寻。”

　　经过反复讨论修改并经孙中山正式批准，《中国国民党宣言》在1923年1月1日公布，提出“内以促全国民族之进化，外以谋世界民族之平等”。次日，孙中山在上海召开改进国民党党务会议，通过了中国国民党党纲及总章。21日、23日孙中山先后发布了国民党本部各部长及参议的委任状，其中林祖涵为本部总务部副部长，陈独秀等18人为本部参议。

　　1922年11月15日，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审查国民党改进案的会议，重点讨论怎样改组党才能够推进政治宣传的问题，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出席。1923年12月30日，孙中山在广州对国民党员发表演说时强调：“这次国民党改组，变更奋斗的方法，注重宣传，不注重军事”。孙中山认为“自清朝推倒了以后，我们便以为军事得胜，不必注重宣传，甚至有把宣传看作是无关紧要的事。所以弄到全国没有是非，引出军阀的专横，这是我们不能不负责任的。现在我们要再图进步，希望我们的革命主义完全成功，便要恢复武昌起义以前的革命方法，注重宣传。所以这次改组以后，便要请大家向宣传一方面去奋斗”。

　　1923年1月30日，孙中山“委任谭平山为本党广东工界宣传员”。2月21日，孙中山由沪返粤，在广州重建大元帅府。3月，陈独秀从上海前往广东，与孙中山建立直接联系，谭平山从北京回到广州，任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参加了大元帅府的工作。4月10日，孙中山令“派陈仲甫、谭平山、马超俊为宣传委员会委员”。大本营宣传委员会推举陈独秀为委员长，工作经费由国民党支付。6月以后，谭平山率宣传员杨殷、刘尔崧第二部分北上宣传孙中山的主张与功德，安慰受军阀摧残的民众。

　　1923年12月，孙中山裁撤了大本营宣传委员会。1924年1月2日，孙中山发出大元帅训令第一号，令陈独秀报送的大本营宣传委员会开办费原计算书按照大本营审计局签驳各条“妥为更造，呈候补核办”。1月10日，谭平山私下对苏联顾问鲍罗廷说中共遇到了一些困难，其中一条是，“原有的宣传委员会已经撤销，因此许多从前拿薪水的同志现在无事可干，如果需要他们做党的工作，就必须在物质上帮助他们，否则他们将无法养活自己。”从一个侧面可知，陈独秀、谭平山等运用国民党的经费，在为国民党宣传的同时，为共产党自身做了不少的工作。

　　1923年6月，中共三大在广州召开。大会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建立各民主阶级的统一战线，实现国共合作。毛泽东首次进入中国共产党中央领导核心，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局委员和中央局秘书、中央组织部部长。

　　毛泽东在长沙读中学时“听说了孙中山这个人和同盟会的纲领”，激动之余写了篇文章贴在学校墙上，里面提出“把孙中山从日本请回来当新政府的总统”。1920年，毛泽东到上海拜访陈独秀，一道探讨了马克思主义、建党等问题，回长沙后积极开展建党活动，1921年作为湖南代表出席中共一大。

　　1923年9月，中共中央委派毛泽东回湖南贯彻三大决议，指导湘区委筹备国民党湖南地方组织。在国民党中央担任总务部副部长的共产党员林祖涵，还给了他一个中央党部筹备员的名义。28日，毛泽东写信给林祖涵等，汇报成立秘密筹备机关，多邀信仰三民主义及有活动能力的人入国民党的工作计划。在毛泽东的指导下，国民党湖南长沙总支部成立，使湖南在大革命时期成为国民党组织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10月19日，孙中山致电上海事务所，通知已委任李大钊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一共才5人），并“密电北京李大钊即来沪会商”。10月24日，孙中山写信给党内同志，特派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9人、候补委员5人，其中分别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负责国民党全面改组的准备工作。

　　谭平山1909年在两广优级师范工读期间加入同盟会，1913年加入国民党，当选广东省参议员。1917年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后参加李大钊发起的马克思主义研究会。1919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毕业回广州，在广东高等师范学校任教，与陈公博和谭植棠在广州创办宣传新文化的《广东群报》。谭平山后被选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书记兼组织员。1921年3月，谭平山与陈独秀一道创建广州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1921年中共一大召开后，谭平山任广东支部书记、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南方分部主任。

　　孙中山看重谭平山，认为他“有能力和有才智”。谭平山曾对人讲，孙中山“亲口这样说过：‘要干革命，取得革命成功，非他们（指共产党人）不可，他们确实能够为革命苦干。所有国民党进行改组，组织工农群众工作，全权信任廖仲恺、谭平山，不许有反对意见’”。10月25日，谭平山等5名共产党员参加了孙中山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商讨和拟定改组国民党事宜，决定来年1月在广州召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0月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召开第一次会议，讨论建立广州市党部组织案，决定成立党员登记委员会，推举谭平山等4人为委员，组织重新登记党员。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截至1924年1月10日，国民党从广州12个区里的12个支部发展到9个区委64个支部，党员已有7780人。谭平山说：“随着国民党分支机构的增加，我们的影响也在增大。”“现在共产党员在5个区委会和13个分支机构中有影响。这种影响表现为：在每5个人中就有两个共产党员和两个老国民党员而第5个人既不属于共产党也不属于国民党，好像是他们之间的一种平衡力量。”11月25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委会颁布廖仲恺、谭平山等参与制定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此前还公布了《中国国民党党纲草案》等文件，供党内讨论。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11人以国民党广东支部的名义上书孙中山，对苏联支持中国国民党改组的动机表示怀疑，并称“探闻俄人替我党订定之纲领政策，全为陈独秀之共产党所议定”，指控“陈独秀本为陈逆炯明特别赏识之人，曾自言宁死不加入国民党。且尝在学界倡言，谓三民主义、五权宪法为绝无学理根据，指斥我党为落伍的政党，总理为过时的人物”。

　　孙中山对上书即作批示：“此稿为我请鲍罗廷所起，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与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俄国欲与中国合作者只有与吾党合作，何有于陈独秀？……我国革命向为各国所不乐闻，故尝助反对我者以扑灭吾党，故资本国家断无表同情于我党，所望为同情只有俄国及受屈之国家及受屈之人民耳。此次俄人与我联络，非陈独秀之意也”。又指出“不能以彼时反对吾人，则绝其向善之路……吾党自革命以后，则日日退步，必有其故，则不图进步改良也”。1924年1月21日，孙中山在国民党一大作关于民生主义的说明时针对党内旧同志骤闻共产党员纷纷加入本党消息顿起怀疑称：“在新青年一方面者，各代表抵俄后，俄人对之，便极力称赞国民党新主张之三民主义，故彼党遂悉心研究三民主义，认定救国大计，非此不可，于是诚心悦服本党三民主义，改共产党员为国民党员。”这说明孙中山自信不仅能在组织上容纳共产党员，而且可以赢得共产党员在思想上的全面认同。

　　孙中山这种对国民党组织上的自信从国民党一大闭幕后不久与清华大学学生施滉等人的谈话中也清晰可见。孙中山在劝施滉等人加入国民党时表示：“因为国民党现在已经改组，国民党不是一个人支持的了，是要大家合作的……一个人赤手空拳，不论有多大本事，总是很难，总要凭借已成的势力。”

　　在中国共产党方面，1923年11月24日至25日举行了三届一次中央执委会，通过了《国民运动进行计划决议案》，决定“以扩大国民党之组织及矫正其政治观念为首要工作”。12月25日，陈独秀、罗章龙发出第十三号中央通告，指示关于国民党改组问题，“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同志们立时全体加入”；没有国民党组织之地方，要派我们的同志前往成立分部。在已有国民党组织的地方，我们的同志应该成立联合委员会，“主持目前即应进行诸事”。通告还要求共产党员积极参加国民党一大的代表选举。

　　旅法学生中的国民党组织，是由旅欧中共早期组织成员周恩来等人帮助建立起来的。1923年6月，中国旅欧共产主义青年团代表周恩来等人同国民党商谈，协议80余名团员加入国民党。随后孙中山任命周恩来、尹宽为国民党巴黎分部筹备员。同年11月，国民党旅欧支部在里昂建立，周恩来被选为执行部总务主任。1924年中国国民党巴黎通讯处成立，聂荣臻被选为通讯处处长。

　　第一次国共合作正式形成

　　1924年1月11日晚，孙中山在大元帅府接待李大钊等出席国民党一大的北京代表。李大钊就住在大元帅府的官舍，常与孙中山会谈。

　　1924年1月20日，国民党一大开幕，在165名代表中，孙中山指定陈独秀、李大钊、谭平山分别为安徽省、北京市、广州特别区代表。陈独秀根据中共事先决定不作为国民党中央执委候选人，没有去广州出席会议。孙中山在会上指定李大钊为大会主席团成员。林祖涵、王尽美等人是由相关省市分别选出的，毛泽东、夏曦、袁达时三人是湖南省国民党组织推选出来的代表。不料，1月7日国民党临时中央委员会讨论各省代表人选时，有人竟说“共产分子毛泽东三人，冒称由湖南推选为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代表”，随即又发出《告旅粤湖南党员》启事，宣称定于12日在东堤惠州会馆开票。时任临时中央秘书的谭平山和《革新评论》主编的林祖涵在据理反驳无效后，直接向孙中山报告。1月14日孙中山在报告上批示：“湖南所选出之毛泽东等三人，照海外分部办理，准其列席，但有发言权。”

　　会议期间，孙中山提出《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确定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孙中山指定胡汉民、李大钊等9人组成宣言审查委员会，强调“这个宣言，系此次大会之精神生命”，“大家通过后，不能随意改变，都应遵守，完全达到目的，才算大功告成”。1月23日经大会通过。毛泽东对此作过很高的评价，认为“这篇宣言，区分了三民主义的两个历史时代”，又说，1924年孙中山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所重新解释的三民主义的政治原则，“同共产主义在中国民主革命阶段的政纲，基本上是相同的”。

　　1月22日，临时中央执委会提出《中国国民党章程草案》，大会同意廖仲恺、谭平山、毛泽东等19人为章程审查委员会委员。28日大会讨论《中国国民党章程》时，国民党右派方瑞麟等反对共产党员跨党，主张章程中增加一条：“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李大钊当即予以反驳，指出：“我等之加入本党，是为有所贡献于本党，以贡献于国民革命的事业而来的，断乎不是为取巧讨便宜、借国民党的名义作共产党的运动而来的”，“我们来参加本党而兼跨固有的党籍，是光明正大的行为”。他的发言得到廖仲恺等多数代表的支持。毛泽东适时提议停止讨论，请付表决，结果方瑞麟的提案被大会否决。

　　1月30日会议最后一天，进行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中央监察委员会的选举。孙中山手书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24人中有共产党员谭平山、李大钊，候补17人名单中有共产党员林祖涵、毛泽东、瞿秋白等。孙中山在闭会式上致辞说：我们这次大会“是重新来研究国家的现状，重新来解释三民主义，重新来改组国民党的全体”。

　　1月31日，孙中山主持召开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第一次全体会议，推定廖仲恺、戴季陶、谭平山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处理日常事务；确定中央各部部长人选，其中谭平山任组织部部长，林祖涵任农民部部长；决定李大钊、蔡和森、王尽美到北京执行部，李大钊任组织部部长；毛泽东到上海执行部，任组织部秘书，并在邵元冲未来到任前代理秘书处文书主任，施存统任宣传部指导干事；林祖涵到汉口执行部工作，任组织部部长，指导和监督当地党务。

　　毛泽东高度评价孙中山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一大。1925年冬，毛泽东在《国民党右派分离的原因及其对于革命前途的影响》一文中说：由于中华革命党改成中国国民党时非革命派站在党的支配地位，“孙先生及少数革命派领袖拿了仍不能革命。乃于去年一月毅然召集第一次党的全国大会，明白决定拥护工农阶级的利益，从工农阶级中扩张国民党的组织，并且容纳共产派分子入党。当去年一月孙先生在广州长堤亚洲酒店招宴全国大会代表时，茅祖权起持异议，反对容纳共产党分子。孙先生起立作长篇之演说，谓二十年以来党员总是阻挠我革命，总是丢掉民生主义，跟随我的很多，但总是想打他自己的主意……今日还要阻挠我容纳革命的青年！”1945年，毛泽东在中共七大上再谈国民党一大，说：“当时各省的国民党，都是我们帮助组织的……宣言由我们起草，许多事情由我们帮它办好……孙中山这个人有个好处，到了没有办法的时候，他就找我们。”“我们应该有清醒的头脑来举起孙中山这面旗帜。”

　　1924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之邀，北上共商国是，林祖涵随同北上。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北上宣言》，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召开国民会议的主张，“以谋中国之统一与建设”，重申国民革命的目的是对内推倒军阀，对外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与此同时，中共中央发出通告，要求各地组织国民会议促成会，开展宣传工作，发动大的示威运动，配合孙中山的北上。《向导》《中国青年》等刊物用大量篇幅，集中进行了有关国民会议运动的宣传。

　　第一次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中国共产党建党先驱以共产党员的个人身份率先加入国民党，在帮助国民党改组、召开国民党一大及国民会议等方面，投入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有力推动了国民革命的高涨，同时也壮大了自身的力量。就孙中山而言，出于革命现实需要积极主动联共，在困境中求索新出路，依靠新力量重振中国革命，这是主流。他主张出以公心，来者不拒，对以往的反对者不加计较，党员无新旧之分。

　　毋庸讳言，国共两党由于阶级立场的不同，在革命的依靠力量、进行路径、领导权等问题上有着天然的不同认知。国民革命时期两党虽然都以打倒列强除军阀为共同目标，但国民党只希望完成形式上的统一，早日建立国民政府，不愿彻底变革旧的社会制度。共产党则主张彻底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实现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并且有严密的组织与民主集中制，就这样国民党内形成了老党员与新青年之间的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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